我们都知道，中医对于脾胃是非常注重的，早在《黄帝内经》里，就有“得胃气者生”的说法。而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更是演化出很多精彩的论述，李东垣的《脾胃论》和《内外伤辨惑论》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而“升阳益胃汤”就是后者里的一个著名方剂。

所谓升阳益胃汤，顾名思义就是和胃相关的、能升提中焦气机的一个方剂，它的组成如下：黄芪、半夏、人参、炙甘草、独活、防风、白芍药、羌活、 橘皮、 茯苓、 柴胡、泽泻、白术、 黄连。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粗看这个组成的话，似乎和“阳气”的关系不大，倒是“升”这个概念还是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的柴胡、羌活之类，都有升提气机之用。

实际上，升阳益胃汤的创方目的，其实是为了调理脾胃湿热之证。李东垣对此的论述是这样的：

1、脾胃虚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而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干舌干，饮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不欲食，食不消；兼见肺病，洒淅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伸故也。当升阳益气，名之曰升阳益胃汤。

2、怠惰嗜卧，四肢不收，虚在脾胃，实在湿困。倘值夏暑，可能是清暑益气汤证。如值秋令，湿热退而燥气行，则不可能是清暑益气汤证。

由此可见，李东垣的这个论述，和内经“四时养生”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先有具体的时令区分，后有根据时令而有主气的差异，对机体的影响病机也就会不同。清暑益气汤和升阳益胃汤之别，就在于是否立秋的时令而已。

所以，中医辨证也非常讲究与四时合参，所谓“合参”，有四诊合参、脉症合参、病症合参，以及天人合参等等，如果不注意这些“合参”，也不可能做到精准的“辨”。

在脏腑里，脾胃主受纳、运化、化生气血、升清降浊。我们辨析脾胃的状态，基本就可以从饮食、大小便、精神气色三个方面来进行。

脾胃虚弱，必将受纳、运化不足，就会出现饮食无味、不欲食、食不消等现象；

运化、升清降浊失司，则会出现大便不调、小便频数诸像；

气血生化不足，则将出现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甚至兼见肺病。

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涉及到了肺，而肺主皮毛。当需要辨析肺的状态时，气机在皮毛的宣布出入是否正常，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如果肺气不足，就难以布化于皮毛，皮毛的温煦就可能不足，则会出现“洒淅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

如果这个肺气不足是由脾胃之气不足衍生的，则说明阳气不能上升外达，因此，李东垣才说“乃阳气不升故也”。

升阳益胃汤里的“升阳”，既包括使阳气的“伸”，也包括恢复中焦气机的升降。其中的“益气”，则既包括补益肺胃之气，也包括运脾与和胃，这就是“升阳益胃汤”的命名由来。

方中的独活和防风两味，分量虽小，但却不可或缺，按照李东垣的说法，这是因为“以秋旺，故以辛温泻之”。

很多人或许会纳闷，既然说时令已经是“秋旺”，秋气通于肺，为什么还需要用人参、白术、芍药之类去补肺呢？

这是因为，脾胃虚则肺易受邪，所以才因时而补，更容易奏效。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升阳益胃汤针对的是内伤脾胃，肺金本虚，可李东垣为什么还会说“秋旺”呢？

这是因为，“肺金虚”是指脏气不足，“秋旺”则是指时值秋令。根据天人相应的原则，外界秋气的降有助于体内肺气的降。

但肺气既然已经不足，虚则补之，当然就会用到黄芪、人参、白术、芍药之类，补的是体内肺气；而太过宜泻，故用独活、防风、羌活、柴胡之类，泻的是外界的秋气。

秋主降，“秋旺”就是降得太过，调理上以春升之品以缓其降，因此才有独活、防风“辛温泻之”一说，为的就是泻其太过。至于因时而补，是基于内伤不足而言，如春季补肝、秋季补肺等等。

从升阳益胃汤的组成来看，可以看作是在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上化裁而得，去掉了原有的升麻、当归，加入半夏、茯苓、独活、防风、羌活、白芍药、泽泻、黄连而成。

新加的这些，一组可以升清，如独活、防风、羌活之类；一组可以降浊，如半夏、白芍、泽泻、黄连之类。

升清和降浊搭配，才有祛湿清热之功。所以，李东垣才说是“湿热少退”，请注意他说的是“少退”而非“全退”。

由此可见，升阳益胃汤主要针对的是肺脾气虚而有湿热内滞，乃至中焦升降失司之证。

后世医家在论述升阳益胃汤时，曾有人说“东垣论饥饱劳役，阳陷入阴，面黄气弱，发热者，当升举阳气，以甘温治之。此真卓识确论，为治阳虚发热者开一大法门”。实际上，这也算得上是一种“甘温除大热”的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