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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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者

“斜杠”医家乐于分享

《苏沈良方》。资料图

宋代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资料图

文本刊特约撰稿邱俊霖

苏轼是出了名的“斜杠青年”，他有很多身份，比如公务员、美食家、书画家、水利专家等等。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医家”。

深谙“是药三分毒”

苏轼闲来无事，就喜欢钻研医学，对于《伤寒论》《千金要方》等医学典籍都有很深的研究。他对用药有着自己的心得：是药三分毒，没事最好别吃药。他曾经表过态：“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儒者可与守成论》）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用来养生的。

苏轼有个叫张鹗的朋友，听说苏东坡对于养生颇有研究，便向他讨教养生法门。苏东坡说：“我在《战国策》中看到一个古方，很有效果，现在写给你吧。”说完，便写下了四味“药”：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东坡志林·修养》）

所谓“无事以当贵”，就是为人处世要淡泊名利，不要太在乎荣辱得失；“早寝以当富”，指的是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安步以当车”，指的是用步行代替车马，即锻炼身体；“晚食以当肉”，意思是饿了再吃，味觉就像吃肉一样，避免暴饮暴食，引申义为不热衷名利。总结出来其实就是：摆正心态、早睡早起、适度锻炼、合理饮食，直到现在，这也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的养生攻略。

此外，苏东坡对气功强身祛病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曾经详细介绍过自己的气功养生之法，而且他还提到：“但累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上张安道养生诀论》）就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药物并不能用于养生，所以没事不要吃药：“善养生者，不过慎饮食起居，节声色而已，养慎于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东坡志林·论古》）

收集并分享药方

但人总是难免会生病的，所以就需要“服药于已病之后”了，这时候还是需要药物来治疗的。所以，苏轼除了深谙养生之道，对于药物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作为一名文学大家，他还擅长运用诗歌来吟咏药材。比如当时民间喜欢喝黄芪粥，东坡自己也曾在生病初愈后喝黄芪粥进补，于是他便写道：“白发欹簪羞彩胜，黄耆煮粥荐春盘。”（《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禹功同来仆虽不能饮》）“黄耆”也就是黄芪。

除此之外，苏轼还养成了一个别样的爱好——搜集药方。朋友告诉他的、宫廷里流出的、民间流传的，他都会记录下来。而且，他还乐于分享，苏轼早年担任凤翔签书判官的时候，看到当地缺医少药，便将自己在京城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全部重新抄写出来并张贴公布，让当地百姓在身体不适时能够对症用药。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黄州听说当时的天文学家苏颂坠马受伤，立即抄录了家传秘方“接骨丹”托人带给苏颂。当时的黄冈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膇疾”，苏轼便将从道人徐问真那儿得到的“汲引法”传授给周孝孙，结果他“七日而愈”。所谓的“汲引法”，其实是一种“自踵至顶，吸气循经运行”的气功疗法。

《苏沈良方》传后世

苏轼的本职是公务员，最擅长的是文学书画、美食烹饪，医学本来就不是苏轼的专长，他的本职工作也并非医生，所以，尽管在医学的研究上可能比不上专职医生，但这并不妨碍苏轼成为一位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

苏轼履职杭州期间，当时苏杭一带暴发瘟疫，于是，苏轼将自己收集的“圣散子”药方分享出去，当地的瘟疫随即散去。苏轼后来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圣散子后序》）更关键的是，“圣散子”的成本还很便宜，“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

后来，他又从杭州府经费中专门拨款，并将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十两黄金捐赠了出来，在杭州的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起名叫“安乐坊”。这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苏轼去世之后，他在杭州创办的“安乐坊”被北宋朝廷接管，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苏轼的做法十分赞赏，并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还将这种公立医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此外，后人还将苏轼所记录的那些药方整理成《苏学士方》，后来，人们又将《苏学士方》并入北宋科学家沈括所编著的《内翰良方》，合编而成《苏沈良方》。清代文学家纪昀评价《苏沈良方》时说：“宋世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可以说，苏轼对于我国的医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