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史学出身的历史爱好者,自从学习写作后,慢慢用写作表达自己,但表达程度有限,一者是认识历史的深度有限,其次是好像常常局限于正史,视野受限。
如《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所说,隋唐这一时期的历史,被认为是王朝和个别皇帝怎么统治国家以及完成天命的政治记录。也就是说,官修史书更多体现出,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产物,在这一前提下,史官是没有篡改原始档案,说不客观吧,也非常客观,对于材料的取舍,却颇费心思;史书编写完成后,越是“负面”的原始档案,则越有可能被人为销毁,以此确保“打扮”出王朝和皇帝的正面形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样的史书叙述,多以统治阶级为主,很少涉及平民老百姓;时空背景多以京城为主,很少涉及地方,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出现在宋代。随着考古的不断推进,发现越来越多的文物,如吐鲁番出土的包含了,许多官方文件的原始文书,对于了解隋唐地方历史,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历史上,吐鲁番这片区域曾存在过高昌国,其起源于高昌垒。西汉为了与匈奴争夺车师国,在西域设立了许多军事性壁垒,高昌垒便是其中之一;东晋时,前凉在此设立了高昌郡,将单纯的军事性壁垒,初步发展成为了一个城市。
高昌国
后又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时期的统治,高昌城得到不断扩建,功能得以完善;到了公元460年,柔然灭掉北凉,乃高昌建国之始;唐太宗时期,唐兼并了高昌国(麴氏高昌),并设置西州。
可见,高昌国最初的设立是作为军事据点,以此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昌国的一方面突显了,其 “南接河南,东连敦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地理位置的优越;对于将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商人来说,盛产良马的高昌,也是一个重要的补给“中转站”。
另一方面,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高昌国又成为了众矢之的,在各国的夹缝中苟且偷生。公元502年,依附柔然的高昌,因柔然的战败,被迫臣服高车;接着高车又被厌哒打败,高昌转而寻求北魏的庇护;北魏分裂后,高昌又转投梁朝,《梁书》记载:(麴)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等物。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
据此可以反推,高昌为了生存,很大可能被迫成为了庇护国的“供应商”,其中包括了战略物资的马匹。于是,在高昌国国内,“马匹产业”被上升到国家的“高度”,这些可以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得以看出:
1、高昌王直接过问采办马匹的情况。具体流程是,兵部门下系统的官吏从侍郎开始行文上报,经通史令史,再到最高长官门下校郎,最终上报给高昌王。这里为何提及兵部呢?
鉴于马匹的价格,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承担的,高昌官府是马匹的主要购买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记载,兵部是主要负责采买马匹的部门。从中可看出,兵部主要负责,一则是为了更好管控马匹这一战略物资;二是兵部直接负责马匹购买,可以更好将马匹调配军队。
至于购买马匹的行文草拟,由兵部主管领兵部事等官员发起,经中央行政系统副长官绾曹郎中、行政系统的最高长官高昌令尹领衔依次审核。行文详细记录了马匹总数、马匹购自何人、品种、购买的款项金额。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文书《石染典过所》
2、加征税赋。诚如高昌国处于丝绸之路的底端,话语权不足,成为了各国掠夺的对象。按照两亩半交纳银钱2文计算,高昌一年的田租为7.2万文。所谓银钱, 是指贞观年间,唐朝兼并高昌后,置为西州,当地银钱与铜钱混用,但银钱才是当地的正币,西州银币与唐代法定货币开元天宝铜钱的比价为1∶32。
据《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显示,高昌的平均马价为银钱37文左右。那么,高昌一年的田租,可以购买近2000匹马;而学者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推算,高昌国每年各类用途所需马匹在4000左右。
中间的缺口,最终转嫁到高昌国的百姓身上。当时,一般的小农家庭,一丁分到的田地平均为2.5亩,总收入在22.5—30文。可见,一匹马的价钱已经超过了,一户普通小农家庭的全年总收入,更遑论还得缴纳不少的地租,以及名目繁多的杂税力役。怎么办呢?无奈之下,老百姓只得发展“副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丝织品生产,然后出售给商人,所得一则填补家用;其次交纳赋税。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龙鸟卷草纹绢绣
3、强制摊派。高昌国制定了“按赀配生马”的政策。所谓“按赀配生马”,是高昌人的一项义务,政府硬性规定,高昌人不仅自己出钱买马,而且还要自行准备饲料和马鞍,且政府有权随时调用和检查马匹配养情况。其中的“高昌人”不分等级,即是说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员属吏都要遵循这一规定。
所不同的是,平民百姓被摊派的更重一些,《高昌计人配马文书》出现了“2人配马1匹、5人配马2匹”的记载,这也被认为是高昌国的标准线,而僧众配马的比例则为,10人配马1匹或者20 人配马1匹。
综上所述,本为军事据点发展而来的高昌国,因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势,逐渐卷入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吐鲁番出土的文书,部分揭示了高昌人,在各国的环伺之下艰难生存的状况,对于了解隋唐以前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