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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古代人们重视子嗣传承是不分地域的。上到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向往子孙满堂。他们中有的是为了世袭爵位，有的是为了传宗接代，不一而足。然而中国古代社会上曾长期存在着一个特殊群体——宦官。宦官之所以能够被皇帝留在身边侍奉，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后”，这一点对于皇帝来说免除了不少“后顾之忧”。为了满足子孙满堂的心理，中国古代宦官曾使“收干儿子”形成风尚，尤其是明朝宦官。

明朝的宦官存在感普遍比较足，比如刘瑾、魏忠贤、王振等等。而他们都有同一个习惯，就是收养义子。在明朝，皇帝不务正业，使宦官的地位与权势与身份脱节。在明朝，宦官做到权倾朝野很简单，但是生儿育女却是宦官心中永远的痛。于是以“收干儿子”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地位及认同感成为规律。这些干儿子往往千方百计讨好宦官，而作为回报，他们往往给予其高官厚禄。

“干儿子”就是义子，与义父往往通过拜认结成关系。义子的形成与宗族观念有关，在古代男子没有继承人难以被接受，所以为了继承血脉出现了最初的义子。而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义子逐渐由继承血脉转换成为结党营私的手段。在三国时期的吕布被称作三姓家奴，就是因为多次被收做义子的缘故。而宦官认义子就是两种原因的结合，一方面继承血脉，一方面结党营私，所以宦官收养义子来源已久，只是明朝时更甚一点。

秦朝赵高就曾被记载收养义女，因为权势熏天，竟能招女婿入赘。宦官收养义子在最初非常人性化，甚至在汉朝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而义父义子的地位也得到了保证，我们所指的曹操被称为阉宦之后，就是因为曹嵩便是宦官曹腾的义子。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朝时期，义子引发的问题不断发生，甚至发生了“安史之乱”。所以“收养义子”的行为受到抵触，尤其是到了宋朝，甚至明文规定了宦官不得收养义子。

明朝时期打破惯例的并非是宦官，而是朱元璋。朱元璋反抗明朝的路途上，收养义子达二十余人，如李文忠，平安，朱文刚等人。朱元璋最初的目的便是利用“血缘”关系来掌控军队，这几乎是当时的习惯行为。朱元璋义子放在重要位置，对权力的掌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随着明朝的建立，这些义子的存在又威胁到了朱元璋的子嗣发展，所以在后期大多被解除了关系。当然朱元璋的行为对子孙的影响并不大，仅有朱元璋与朱厚照曾有过收养义子的行为，所以朱元璋只是打破了宋朝禁止收养义子的规定而已。

明初，朱元璋对宦官的管制相对严格，并未给他们设置官职及等级。只是到了永乐年间无人可用才受到重用，随后又担任厂公、厂督，明朝宦官至此开始慢慢向权力中枢靠拢。既然已经给了宦官官职，他们就会对具体事务负责，学习文化则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到了朱瞻基时实现了。不仅如此，朱瞻基还打破了朱元璋下过的一个命令——不允许宦官娶妻。当然朱瞻基的仁善只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则是宠幸宦官陈芜（王瑾）。

既然已经给宦官娶妻的权力，那么就不要吝啬一个儿子。在皇帝眼中，宦官绝非嚣张跋扈，权势熏天的模样，反而是无依无靠需要照顾的柔弱模样，否则也不会将权力放心交给他们。但事实上，宦官娶妻被默认之后，竟然形成了攀比之风。到了英宗王振时，不但娶妻，还收养义子，甚至形成了在朝堂之上能与文官抗衡的“阉党”。至于后期宦官掌握“拟票”和“批红”的权力，与魏忠贤的出现则代表宦官权力达到顶峰，而这个过程中，宦官收养的义子“贡献”突出。

综上所述，宦官收养义子是“人之常情”，虽然曾被禁绝，但在明朝时期慢慢被突破，宦官除了收养义子还能娶妻。宦官收养义子最初的构想，只是使其能够做到“传宗接代”完成孝道，只是在无数宦官对权力的蠢蠢欲动之下，才变成了结党营私的方式。在明朝，宦官的存在感很强，“选对义父”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能力，在宦官与文官的争斗之中，宦官收养义子也成为关键行为，而义子也是其最重要的权力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