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将欧阳修誉为“千古伯乐”，最早可追溯到脱脱帖木儿编修的《宋史》，那么欧阳修举荐的人才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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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偏科的苏轼
苏轼的文学底蕴来自于他的父亲苏洵。苏洵科举屡次落榜后，他便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身上。苏轼从小就学习了策、论之类的文章，苏洵推崇“文贵自然”“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这和当时正在酝酿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暗合。所以，苏轼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思想也跟随了文化革新的脚步，这就使得他日后在考场能引起欧阳修的关注。关于欧阳修与苏轼的渊源，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苏轼当时是殿试第一，但是因为欧阳修误以为这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写，便将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苏轼降为第二名。
宋仁宗嘉祐年间，考生在殿试的环节几乎不会再落榜，只是用来决定最后的名次。所以，省试在宋朝科举中才是最重要的环节。根据《宋史》的记载，宋朝省试“凡进士”“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到了宋仁宗宝元年间，在李淑的建议下，又改成了：“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也就是说，在进士科举考试中，并不是单单考一科，而是综合策、论、赋、帖经（墨义）四科的总成绩，再进行综合排名，苏轼获得第二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也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科目而已。
事实上，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与曾巩《刑赏论》行文风格有着天壤之别，曾巩不喜欢堆砌辞藻，不喜欢旁征博引，甚至很少提纲掣领地对文章做出总结，文风朴素。而苏轼的文章一改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行文平易晓畅，用典炫技颇多。此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苏轼的用典也存在着很大问题。在苏轼文章中所引用到的《诗·小雅·巧言》中，苏轼写道：“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湍沮。”但翻开原文，其实是：“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就是说，苏轼把原文记混了。此外，还有在文中所引用的尧帝三阻皋陶判刑的典故中，完全是苏轼瞎编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苏轼在只有短短600多字的文章中用典频频出错，但是他的行文、观点、论述却是顶尖的，这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很是纠结，他的“伯乐”能力也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给到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
放榜之后，欧阳修专程去请教苏轼，问他文中提到的“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结果，苏轼给了欧阳修一个十分随意的回答：“想当然耳，何必需要有出处。”这种级别的考试，苏轼敢胡乱编典故，也幸亏是遇到了脾气好又爱才的欧阳修，没有和他计较，若是遇到别人那就不好说了。自此苏轼顺利踏上仕途。
从最后授予的官职来看，苏轼的总成绩并不出彩，甚至处于殿试考生的中下水平。北宋的殿试成绩从一甲即为甲科，二至五甲为乙科或丙科，不同的成绩对应的是不同的授官职位。苏轼的最终殿试成绩为进士乙科，试后授官县主簿，处于最基层。
在四科考试中的《春秋》对义中，苏轼考了第一，后来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又得了第二，但总成绩失常如此，可见其余两科发挥之差，如果没有伯乐欧阳修在省试中将苏轼的文章定为第二，或许苏轼当年科举名落孙山也犹未可知。
l 曾巩的漫漫科举路
在苏轼的同届考生中，39岁的曾巩可以说是一路坎坷。论及出身以及家庭背景，曾巩并不比苏轼逊色。曾巩家族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曾任尚书户部郎中，而父亲曾易占，也是太常博士出身，曾任临州尉、知监等。曾巩遗传了家庭的良好基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早在他12岁时，就尝试写过科举《六论》。
可偏偏生不逢时，曾巩年轻时的科举考试里，华丽的文风以及剑走偏锋的奇诡论述往往能博得考官青睐，很明显，这并不是曾巩所擅长的。在公元1037～1056年的将近20年间，曾巩参加的两次科举都以落榜收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又让曾巩背负起了沉重的负担。但好在，这期间曾巩认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伯乐欧阳修，并成为欧阳修的门生。
曾巩与欧阳修认识得很早，那是在曾巩第一次进京考试之后，当时的欧阳修是馆阁校勘。曾巩对于崇好古文的欧阳修素来仰慕，借助这次进京赶考的机会，曾巩给欧阳修写了第一封信《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在信中，曾巩希望欧阳修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志向，并且希望自己能拜入欧阳修门下。欧阳修并没有轻视曾巩，收到曾巩的信件后，欧阳修被信件内容以及后来的《时务策》深深打动了。欧阳修发现，这位声明不显的曾巩，不过是因为擅长策论而轻于盛行一时的科举时文罢了。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欧阳修很快回复曾巩，并称其为“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并写了《送曾巩秀才序》，为曾巩的屡试不第叫屈，从此将曾巩收入门下，悉心栽培。即便曾巩是个高龄落榜生，欧阳修也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虽然多次名落孙山，但在欧阳修的极力扶持下，曾巩并没有因此放弃仕途，终于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考中了进士，这时曾巩已经39岁了。入仕之后，经过欧阳修的举荐，曾巩就任于馆阁校勘，欧阳修对于文学的见解深深影响了曾巩，师徒二人的文章具备的纪实性，崇尚实学、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也深深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科举考场。欧阳修终其一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栽培曾巩，而曾巩除了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以外，处理政务风格务实、细致，愿意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工作，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齐州、越州、洪州都留下了美名，这也是曾巩对于务实主义者欧阳修提携之恩的最好报答。
l 星光熠熠的科举第一榜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对于去京城汴梁赶考的众多学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年份。如果不小心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那就避不开一件事——崇尚古文运动，并遇到向来反对北宋前期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标准的主考官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宣示了他对过往科举考试的看法：“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而担任当年主考官的欧阳修，自然大刀阔斧地对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这个改革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却被后世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大名鼎鼎的苏轼、曾巩正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
欧阳修担任主考的嘉祐二年，苏轼、曾巩只不过是当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其中进士388人，在这一大群人中，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有10多人，除了上文提及的苏轼与曾巩，这份进士名单还有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这些榜上有名的人又达成了什么成就？王安石变法骨干：章惇、吕惠卿、曾布，对当时社会发展以及后世借鉴有极大参考意义。关学：由张载创始，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 洛学：以程颢、程颐兄弟提出，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思辨“天理”与“人欲”，主导两宋交际的哲学思想。 蜀学：由“三苏”父子创立的儒学派别，在经学方面颇有造诣。 此外，当届科举还出了9名宰执，文官出身的王韶甚至主导了宋夏之间的熙河大捷。嘉祐二年，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无论从含金量还是影响力，在这千年的科举史中，可称得上巅峰时代。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名士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论及质量，首推的还当是欧阳修。欧阳修是个务实主义者，这从他的文章风格就可窥探几分。欧阳修的思想讲究文道并重，讲究写实性和实践性，也一直倡导诗文革新。欧阳修极力反对五代宋初的夸张虚浮的文风，他认为，自五代到当世的文学作品修饰浮夸、辞藻过于华丽而言之无物。欧阳修的思想在他主持的科举考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言简意赅、言之有物、注重实学，因此，务实的欧阳修也为宋廷筛选出一大批人才，而在欧阳修之后，他的思想仍然在两宋科举中沿袭，影响深远。
独具慧眼的欧阳修既能识才爱才，又能不计亲疏举荐有才能的学子，他能被誉为“千古伯乐”无可厚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