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但看筵中酒，先敬有钱人。
本篇是“袁绍之殇”系列下篇，围绕“袁绍是否有僭越之志”展开。
《三国志》及裴注，均提到袁绍有称帝野心，累言非一。乍看之下是“铁案坐实”。但仔细探究，却皆可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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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的“僭越之心”至少有四条明线为佐证。
其一是冀州主簿耿苞上书劝进。
其二是济阴太守袁叙（绍从弟）上书劝进。
其三是袁绍以为表字“本初”与东汉“初平”年号相合，心中窃喜。
其四是袁术兵败，欲归帝号于绍，绍许之。
除上述四条明线，另有两条暗线。
其一是沮授“平河北策”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二是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而出走。
个人倾向、以上诸案例，大抵是曹魏视角下的抹黑之语。
袁绍在《三国志》中的篇幅比《后汉书》中少了一半，其镇抚乌丸、扫荡黑山等功绩被一笔抹杀。倒是“刚愎自用、骄矜傲慢”等缺点被无限放大。
在“魏承汉祚、晋承魏祚”的统绪伦理中，是不允许“官修史”说袁绍好话的。因此，成书与南朝的《后汉书》对袁绍的评价、明显比受到掣肘的《三国志》更为允当。
退一步说，人的心境、志向亦是随立场、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很难想象袁绍在雄踞河朔、扫荡四州之后，依然能恪守臣礼，未曾有非分之想。
但无论如何，袁绍终其一生，虽然偶有“僭越之举”（天下皆如是），却未表现出“称帝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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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的“四条明线”辩诬
这里主要谈谈官修史（及引注）中、作为袁绍“恶迹”佐证的四条材料。
这四条材料无疑经过精心筛选、有“混淆是非”的作用。
其手法相似，均是半真半假。真者是“劝进者”确实存在，假者则是“袁绍面对劝进的反应”。
（1）袁叙劝进
袁叙是绍从弟，即袁逢子。绍亦逢子，只不过因“庶出”而过继给伯父袁成。换言之，袁叙是袁绍血统上的亲弟。
考虑到袁叙未有出继记载，可知其大约与袁术（亦袁逢子）相似、亦是嫡出。
注：绍、术、叙三人同父。
袁术奢淫放肆，无外乎仰仗嫡出身份。很难想象在汉末“嫡庶之别、士庶之别”日趋明显的环境下，（术弟）袁叙可以洁身自好。
实际从“袁叙劝进”便可看出，其“轻狂放纵、口不择言”与袁术毫无二致。
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献帝起居注》
神应有征，当在尊兄
且袁叙劝绍即位，大概率出自对“亡兄袁术”的同情。因为彼时（199）恰逢袁术兵败北上，半途而死。
南兄臣下（即袁术）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即袁绍）长，以位则北兄重。--《献帝起居注》
同书材料并未明言袁绍“许之”，仅说“袁绍宗族凶逆无道、乃至于此”。
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献帝起居注》
可知此处实际是在批判袁术、袁叙兄弟；但这种前后杂糅的笔法，却无疑将“斗争矛头”引向袁绍本人。
（2）袁术“归帝号”于绍
袁术僭越称帝（197）人所共知。在各路军阀的打击下，未几便兵败身亡（199）。
术死前“北上冀州，欲归帝号于绍”的记载，见于诸书。但“绍暗中同意”的记载，却出自王沈《魏书》，因此可信度极差。
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绍阴然之。--王沈《魏书》
术归帝号于绍
袁术死前众叛亲离，托庇“私情不睦”的袁绍固然逻辑不通，权且信之。但袁绍“赞同袁术劝进”的记载，却着实值得商榷。
王氏《魏书》是臭名昭著的秽史，其中涉及到“政治立场”的材料，几乎一无可取。
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正史篇》
术称帝是真、给袁绍的“劝进书”大概也是真。问题是，绍是否同意称帝、则十分值得怀疑。
考虑到王沈“膝软如棉、面厚于铁”的仕宦履历，我更倾向“绍阴然之”是王沈杜撰的衍文，其意在贬低袁绍。
（3）表字附会
袁绍字“本初”，起兵于“初平”元年（190）。因此《英雄记》称袁绍以为“表字与年号相合”，天命在己。
是时年号初平，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英雄记》
这毫无疑问是王粲本人的胡言乱语。
本初是汉质帝年号（146），绍大概率生于此年，弱冠后以此纪年。
抑或袁绍出继伯父袁成，成壮年而死；故“绍”者，取“继承”之意。本初者，本祖初业，即承继亡父未竟之业。
无论如何，以“本初”强行附会“初平”，甚至借此宣称袁绍有僭越野心，无疑是令人发笑的。
《英雄记》作者王粲，本仕宦刘表。粲随刘琮降曹后（208）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了魏国侍中。
后（粲）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魏书二十一王粲传》
须知，彼时（213-220）汉廷官制已经分化成两种系统，一派是汉官（三公九卿），另一派是魏官（三公六卿）。
侍中定员四人，比二千石，出入帷幄、应对左右。换言之，王粲是曹操的贴身近臣，其政治立场也便可想而知。
粲贵为建安七子，《英雄记》亦堪称经典；但此处以“表字、年号”相附和，借以讥刺袁绍“不臣之心”，纯属飞言附会。
（4）耿苞劝进
耿苞是袁绍主簿，上书劝绍称帝。群臣非议，绍遂杀苞。
绍以包白事（即劝进）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不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后汉书袁绍传》
此材料在（南朝）范晔笔下尚属中立、在（魏人）鱼豢笔下，则被扭曲成“袁绍授意耿苞劝进，犯众怒后又杀人灭口”。
绍贡御希慢，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典略》
绍知众情不同，乃杀（耿）苞以弭其迹
鱼豢固为良史，《魏略》、《典略》亦堪称名著。问题是，“耿苞劝进来自袁绍授意”，鱼豢是如何得知的？
袁绍是汝南人，活跃于在魏郡邺县；鱼豢是京兆人，活跃于长安、洛阳。且二人年龄差距甚大，昔日如此隐秘的故事，恐怕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来龙去脉；鱼豢却“一口咬定、作成铁案”，委实可怪。
合理的解释，就是鱼豢出自魏人的立场，对绍颇多讥讽。弥天大锅、便一股脑扣在了袁氏头上。
史书中的“两条暗线”辩诬
除了上述的四条明线，另有两条暗线，可为袁绍“称帝僭越”的佐证。
其一是沮授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该条材料出自《献帝纪》。对袁曹一类的僭越者，刘艾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此语悖慢至极，不见于《三国志》。
沮授说绍云：……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献帝纪》
曹操阵营中，关于“如何利用天子谋取霸业”有两条出处。其一是荀彧的“奉主上以从民望”，其二是毛玠的“奉天子以讨不臣”。
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魏书十荀彧传》
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魏书十二毛玠传》
辞令上看，荀彧为柔、属王道；毛玠为刚，属霸道。但措辞均比沮授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和蔼得多。
实际在《三国志》中，“挟天子”之语出自诸葛亮，用来骂辱曹操。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蜀书五诸葛亮传》
考虑到《献帝纪》作者刘艾曾在长安担任过侍中（190-195），系时事亲历者。颇疑陈寿此处是利用诸葛亮的“叙事视角”，来影射曹操的不臣之心。
换言之，在时人笔下，袁曹一丘之貉，均是“借王道之名（奉主上）、谋霸道之实（挟天子）”的野心家罢了。
其二是荀彧“度绍不能成大事”。
荀彧投曹，本传称其“认为袁绍终无所成”。在《政在家门与汉末袁氏政权》一文中，则被引申为“荀彧看出袁绍有不臣之心”，故出奔东郡。
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魏书十荀彧传》
有趣之处，是《三国志》的成书背景、恰好是“荀彧直系子孙、把持西晋高位”的敏感时期。故《志》对荀彧本人，颇多避讳。
比如人所共知的“鸩杀”被美化为“忧死”云云。
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魏书十荀彧传》
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后汉书荀彧传》
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
荀寓（彧孙）官至晋尚书、寓子荀羽亦为尚书；荀悝（彧曾孙）为晋护军将军，追赠车骑将军；荀恺（彧曾孙）为司马懿外孙，官至晋征西大将军；荀顗（彧子）入晋为司徒、太尉、太子太傅。满门朱紫，显赫无比。
因此，陈寿对“袁绍的矮化”以及对“荀彧的美化”，很有可能受到西晋初年“官方环境”的影响。
毕竟从现实情况看，彼时的袁绍幕府，颍川系“群贤林立”（郭图、荀谌、辛氏兄弟等），冀州系“高士盈门”（田丰、审配、沮授等），且有袁绍旧部（许攸、逄纪等）并为羽翼。德薄力弱、二十来岁的荀彧，根本没有立锥之地。
荀彧出奔，与韩信相似，不过是“良禽择木”的现实举动，何曾心系天下？须知，天子蒙尘、李傕郭汜攻屠颍川（荀氏老家）时，荀彧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
（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魏书十荀彧传》
考虑到同为颍川高门的钟繇，彼时便随天子波流西迁，两相比对，高下立判。
后傕胁天子，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魏书十三钟繇传》
柳春新在《政在家门与汉末袁氏政权》一文中，称荀彧投曹，是出于“袁绍僭越”的不满。对此，我颇持观望态度。
柳氏是魏晋领域的著名学者，其立论多有精辟阐述。但关于袁绍“称帝之心”则见仁见智。
如上所述，沮授“平河北策”与荀彧“出奔曹氏”，其记载均受“创作环境”的影响，故很难将其视作袁绍称帝野心的佐证。
小结
《增广贤文》有云：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
即所谓“上位者放的屁即是真理、下位者说的真理也形同放屁”。
绍之污名，恰源于此。说得再残酷一些，袁绍的污名化、与曹操的神化、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毕竟失败者没有话语权，历史由赢家书写。若彼时袁胜曹败，现在读者研究的、大概就是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了。
谓其（即曹操）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而操遂乘资跋扈，肆行酷裂，割剥元元，残贤害善。--《为袁绍檄豫州》
袁绍檄豫州
在另一个时空中，二荀、郭嘉、贾诩等人，大概会被矮化为郭图、许攸、审荣之流；张辽、徐晃、于禁等人，则会被贬低为韩荀、蒋奇、淳于琼之俦。最终审配、田丰、沮授荣登神坛，出将入相；曹氏诸将则作为失败者、被永远钉上耻辱柱。
不难想象，袁绍党人撰写的史书中，大概会取材相当多的《曹瞒传》材料，将曹操丑化成“忘恩负义、螳臂当车”的无耻鼠辈。
昔日，子贡读到帝辛（即商纣王）故事时，曾长叹：
“失败者没有话语权，全天下的丑事儿全一个人抗了。”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注：纣王之恶，远不似周人所言之甚。大抵是不敬鬼神，废嫡立庶等“有悖传统”之事。
史书中对袁绍形象的丑化，笔法亦相当精妙。大抵是利用真实发生的事件，将其巧妙与袁绍扯上关系，同时借此宣称“绍确有不臣之心”。
无论是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还是王粲的《英雄记》，作者出于“身份立场”，对袁绍是不可能有公正评价的。
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晋初（陈寿）。毕竟“承袭魏祚”的西晋，对曹魏“崛起之路”的死敌，立论也难称客观。
一言蔽之，袁绍便是子贡口中“天下之恶皆归焉”的悲情人物。
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君不信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
我是胖咪，企鹅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