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英国商人初到中国经商时并不顺利，第一次来到中国，便在与明朝的军事冲突中落败。后来一段时间，英商在中国的贸易，主要是与郑成功交易。再后来，康熙击败了郑成功，稳定住了东南局势，清朝为了发展经济，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开通了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英国商人也于1685年再次回到广州，从此与大清开始了贸易往来。

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海关的进出口税率一般在2——6%之间,也就是说,关税比现在的WTO成员国还低，不过另外还征收一种船钞的费用，船钞费当时也是欧洲的一种通用征税方式。船钞征收的办法是将商船的长度乘以宽度,再按体积大小，分为一、二、三等收取。由于丈量方法没有严格的规定标准，所以在实际丈量过程中，给丈量员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也正由于有这空间的存在，丈量员的腐败也就随之产生了，各国商人为了少交些船钞，难免要向丈量员送上一些好处费。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介入对华通商，关于东印度公司，前文说了很多，我们大家也都很了解。东印度公司一到中国，公司大班就向广东海关提出下列条件：

一、英国人有同任何人做贸易的自由。

二、英国人有任意雇用或解雇中国仆役的自由。

三、英国人有为他们的商馆和船舶购买食品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自由。

四、粤海关应该保护他们不受平民和官吏们的欺侮及勒索。

五、废除4%(基于出售和购买的价值)的货税征收,并且粤海关所做的一切要求或索求应和船钞同时提出并加以规定。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5条也没什么过分之处，总之就是要贸易自由，规范税则并摆脱官员的勒索。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英国的一个独家垄断贸易公司，他不仅垄断了整个印度的所有贸易，进入中国市场后，所有有关中国贸易经营权也全归了他,英国其它任何公司和个人都不得染指。而他到了中国，就要求绕开十三行，享有与“同任何人做贸易的自由”的权力。

这就是东印度公司的不对了。

难道你“东印度公司”可以代表英国政府对外进行商业贸易，我们中国就不可以指派“十三行”，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展开商业贸易了吗？这不是典型的“只能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说雅一点，东印度公司也太“夜郎自大”了，说粗鲁一点，东印度公司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在他面前的是中国当时第一大对外贸易商行“十三行”，站在“十三行”身后的是中国皇帝、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什么“平头百姓”，相比之下，在大清政府的眼里，你“东印度公司”才几斤几两？是其一；

其次、我们中国还有句俗话，叫“客随主便”。你东印度公司到中国来是客，主人是中国，代表中国的是十三行。作为客人的“东印度公司”，怎么能在主人家里颐指气使、吆五喝六？难道就凭你东印度公司吆喝一声，十三行、中国政府就将实行了几十年规矩废了，由你东印度公司来重新制定？该先睁大眼睛看清楚地方，这里不是任你欺凌霸道惯了的印度，这里是中国！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当时的十三行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行为，如除了关税、船钞以外，确有一些名目繁多的规礼银、官吏的勒索、具体经办人的卡拿等现象。但与英国人所获取的利益相比，也不过是零头的零头而已，可见这既不是矛盾的焦点，也不是主要矛盾，东印度公司想要的是：“英国人有同任何人做贸易的自由”。

当时广州十三行，照英国人的计算，各种税费等（含所有被索贿部分）总额加在一起，最高时达到12%（一般在10%左右）。但是相比英国政府回国销售加收119%到125%之间的关税（茶叶）、东印度公司实现翻番的利润来说，这10%也就根本不值一提了。

1720年,十三行的行商们看出了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的门道，也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公行组织”。规定：凡属洋人输入中国的货物，由公行统一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公行统一划定价格代办，平均支配，十三行各家之间不得竞争，十三行这一顿操作，过去的“手掌”握成了“拳头”。对此，东印度公司大班极力抗议，并以断绝贸易相威胁。事情越闹越大，不知道当时的两广总督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排除收了东印度公司的巨额贿赂），总之他依了东印度公司，次年，十三行的公行制被强制取消了。

因“船钞、规礼银”等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鼓动下，各国洋商与粤海关一直纷争不停。1726年（雍正四年）,雍正皇帝严令广东巡抚杨文乾整顿粤海关税务，杨文乾便将各种杂费打包，包括船钞、规礼银等额定为1950两，但是一切归公入账，解缴户部，其它不合理的一并废除。而在此之前，除了“船钞”“货钞”要报出归公外，各口岸的规礼银均归官吏私人所有。雍正皇帝此举目的很明确，就是严惩海关腐败。

现在各式各样规礼、船钞、货钞等统统归入国库了，地方官吏怎么办？杨文乾便把以前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制定的对外洋船只带来的货物2——6%的海关税加到10%，并且实行预征制（即带来的货，不管交易完成与否，得先将货款总额的10%预先上缴，即所谓的“加一征收”）。所有外国洋商对此都极力反对,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洋商们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的带领下，想尽一切办法抵抗。抵抗的结果是，巡抚杨文乾把这一负担转嫁到了十三行的行商头上, 由十三行的行商们代为“缴送”。

在杨文乾及官府的高压下, 十三行的大多数行商乖乖地“ 缴送”,但是也有行商（如谭康官等），认为由于未完成交易（即外商带来的货物尚未卖出）,无法完成“缴送”, 因而拒绝上交，这后果我们可以想见，谭康官等触犯的是巡抚等一众官僚的切身利益，等候他们的那就只有牢狱之灾了。

直到十年后的1736年，乾隆皇帝登基时，才下旨取消了这一奇葩的“加一征收”。

1754年，策楞接任了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在策楞的主持下，十三行建立了保商制度。这种制度是：由十三行的行商做洋商的保人，在贸易往来中，如果一旦发生其它意外，其保商要承担一切后果。这样做，政府不仅收税方便，还免除了一切有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从此，十三行摇身一变，成了为政府代办一切事务的第三方。洋商的税款，由保商们担保；洋商进出口货物价格，由保商们确定；洋商、洋船、洋人的一切行为，都要接受保商的监督，总之，保商一揽子负责到底。外国商船到了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得先找保商，而保商必须是十三行中的商行。

对东印度公司来说，他们不仅没有了商品的定价权，也彻底失去了他们一贯所崇尚的“自由”，从此，他们只要来到广州，就得要先乖乖的进入保商这个“笼子”。

这下子英国东印度公司更不能接受了,他们想不到的是，一直以来为了在中国实行“贸易自由”，都以撇开十三行为伟大梦想，为了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已经抗争了整整四十个年头（打1715年起），如今不仅没能跳出这个圈子，相反却被装进了十三行保商这个笼子，在东印度公司看来，自己犹如法国肥鹅，那些保商们俨然成了鹅的主人。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越想越窝火。这也难怪，他们在印度的生意做惯了，在印度做生意，可谓是随心所欲，那才叫一个爽，税收是全年固定了的，进销货价格几乎是由他们说了算。而在中国交一船的税费，就要比在印度孟加拉和加尔各答两个大区的全年税费还要多，并且在货物价格上，与十三行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完全由十三行的保商们说了算。

同样是东方国度，在印度，可谓是游刃有余、独孤求败；在中国，仅剩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如果从1637年威德尔的船队抵达中国澳门算起，英国商人在中国先后也摸打滚爬了百余年，一向无敌的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十三行相互斗法了40载，虽说也曾有过小胜，终是胜少败多，如今彻底败下阵来。

与十三行斗得筋疲力尽的东印度公司中国大班喀利生心灰意懒，他终于承认自己不是十三行的对手，于是他决定绕开广州十三行，到中国的其它海关去碰碰运气。

东印度公司能够交上好运吗？

欢迎您与我一起继续探寻“乾隆爷权衡再三，果断发出了‘封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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