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图)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册封邻近小国的传统，在君主权力逐渐趋于顶峰的明清两朝对此显得更为重视，因为“四夷咸服”的太平景象可以成为在位君主“御临万方”的极佳证明，正所谓“中国之体愈尊，而四夷之情愈顺。”

反之，周边小国越是恭顺，则越能凸显中国“如众星拱北辰”般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对周边国家一改元代以军事力量为主的征讨和侵伐方式，待国家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后，便开始将政治目光转向中国外围。

他将朝鲜、安南、琉球等对中国无威胁的化外小国划在有明一代永不征讨的范畴，即“不征治国”。

见朱元璋制定针对包括琉球在内的“诸夷小国”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为：

第一，这些国家本身物质条件落后，不足以让地大物博的中国出兵征讨；第二，吸取古代征伐周边国家的教训，认为无故兴兵，穷兵黩武，不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还特以隋炀帝征讨琉球为例进行说明。第三，目前“诸夷”并未对中国构成威胁，故以招抚为主。

一旦对中国的边境构成威胁，便会出兵征讨。当然，文化因素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经典儒家学说早在千年前就开始阐述对蛮夷的处理方式，一为战争；二为柔远，也称怀远。战争自不用多说，当“戎狄无亲而贪”时，“不如伐之。”

一切外交的终极目的定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切身利益，若周围国家侵犯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即便偏居一方也定要使其付出代价。

不过从历史来看，这也取决于当时王朝的国家实力，比如西汉初年因经济还未从秦末战争中恢复过来，所以在匈奴屡次刁难时都选择了以“和”为贵，在实力恢复之后，就选择以战争形式终结这边境之患，西汉汉元帝时期西域副校尉陈汤就发出“明犯强（彊）汉者，虽远必诛！”的振聋发聩之言。

“怀柔”之意在清朝下发给琉球的诏书、敕谕、谕祭文等下行文书中也可实际观之。如《嘉庆十三年（1808）封琉球国王尚灏诏书》中有“朕惟声教覃敷，绥远懋柔怀之典。”之语；

《康熙元年（1662）封王尚质敕》言“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逗遛迟误，岂朕柔远之意。”该敕书向琉球方说明了对张学礼、王垓未按期前往册封的处理，认为二者延误行期没有遵循皇帝对弱国的“柔远之意”。

针对忠诚属国朝鲜、琉球、安南，皇帝会命翰林院或内阁撰写“祭奠故王谕祭文”由册封使者一同带往琉球，在册封新王之前宣读，是非常重要的册封程序，其目的即为“示怀柔、昭巨典也。”

由上可知，“怀柔”琉球等“世守其职”的属国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共识，或者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帝王为彰显自身以仁德“胸怀天下”采用的形式。乾隆帝派遣周煌、全魁出使琉球，亦是此种“怀柔”意识的延续。

清朝册封琉球其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当国王驾崩后，琉球会派遣使节到中国“报丧”，旧国王逝世之后，其继承人，或子、或孙、或兄、或弟，实际在琉球开始掌权国事，但按要求必须有中国的册封才显正统。

当国内各项事宜处理完毕后，会再派使节到中国正式“请封”，一般清廷都会“按其所请”，故而琉球国会提前做好一切接待册封使的准备工作。册封请求获批后，琉球再派“接封”使节到福州接封。

册封结束后，新任国王再派遣一个使团携贡品同中国封舟一同回福州，并前往京城向皇帝“谢恩”。周煌会出使琉球亦是因为琉球国中山王尚敬于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二十九日薨逝，其嫡子尚穆继承王位。

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二十六日，尚穆派遣正议大夫郑国桢（又作郑国贞）到福州报父丧，同时发给使节通行执照，以便通行。清廷对外来使团的检查十分严格，必须有通行执照才可进港，琉球使节携带的执照必须详细说明此次使团的人员配备、遣使目的、颁给时间等等。

报丧使团入闽后镇守福州等处将军署理福建巡抚印务新柱随即将此事上奏，知晓琉球报丧事宜并经乾隆帝恩准册封之后，清廷内阁与礼部相关官员就开始着手准备各项册封事宜。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来关注楚君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