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康定二年（1041年）十月，为了方便应对西夏的威胁，宋廷分陕西为四路，派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四位文臣出任安抚使，掌管各路的军、民事务，再由四位武官担任安抚副使。

半年以后，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在宰相吕夷简的极力主张下，宋仁宗下诏将这四位安抚使换为观察使，而观察使为武阶官职。

吕夷简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主张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因为他认为安抚使主要在于统兵，所以范仲淹等人的文官官阶不用再维持下去，而是应该换为武阶官职；而且武阶官职的俸禄较高，不改武阶的话，范仲淹等安抚使的俸禄甚至还不如属下一些武官的俸禄；更何况有着文官前往地方担任军职，改换为武阶官职的前例。

综上来看，可以说吕夷简的主张是充分合情合理的，因此宋仁宗同意了他的主张，下了这道诏书。

但是下令换官阶的诏书下达以后，安抚使们是纷纷反对，其中以范仲淹最为激烈，是先后呈交三份书表，拒不接受这个诏令，并且说道如果朝廷坚持这个诏令的话，他也坚持违抗皇命，哪怕因此身陷困境之中。

正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是天子的诏书命令，可以说范仲淹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是赤裸裸挑战皇帝的权威，但结果是面对范仲淹的强烈反对，宋仁宗竟然取消了这个任命，使陕西各路的安抚使继续维持了原本的文阶官职。

那么为什么范仲淹如此反对皇帝诏令，还成功了呢？

因为范仲淹的理由是他的文职头衔是“龙图阁直学士”，代表他是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到了陕西负责边防，这样一来，地方边将自然老老实实听从他的指挥和调令；如果他接受换为武阶官职的任命，就会转变成为地方武官的身份，那么是对下统领不了地方边将，对上则是失去参与朝廷军事决策的权力，等于是权力严重缩水，无形中被降职，更是不利于他有充分自主权来抵御西夏侵袭。

范仲淹的这一理由也是很合情合理，所以宋仁宗权衡利弊之下，最终取消了这一任命。

那么吕夷简身为宰相，按说这个弊端他比谁都清楚，为何还要主张安抚使文阶官职换为武阶呢？他的动机真的如上所说那般单纯？

其实如今再看这段历史，会发现这背后吕夷简有着一个小心思，可谓是相当动机不纯，那便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隐晦的将对自己宰相之位有威胁的人上升空间给断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宋仁宗时期，北宋的重点在于抵御西夏，如果能抑制住西夏的侵袭，使边境安宁，那么自然是天大的功劳，有着这样的功劳甚至可以入朝为相，所以吕夷简自然害怕这些人威胁自己的宰相地位。

当然害怕归害怕，他总不能明目张胆的打压他们，那么不用等他们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自己就下去了。

我们再来看看北宋时期的历史环境，重文轻武可谓是出了名的，而在那种环境下，武官地位很低的，不只是不受皇帝信任，还被文官集团打压，哪怕功劳再大，也不能入朝为相的。

所以吕夷简很聪明的利用这个规则，想要将范仲淹等人官职换为武阶官职，断了他们的上升之路，使得他们即使立下天大功劳，都不会入朝为相，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不得不说吕夷简这招还是很高明的，但是遇到了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这四人，他们都并非泛泛之辈，自然不同意这个主张，尤其是以范仲淹反对最为激烈，所以最终吕夷简这个动机不纯的主张因此而夭折。

通过以上历史事件，也可以看出纵观两宋，为何一直被周边政权压着打，不只是立国以后，使西北党项李氏自立门户出去，更是先有北宋靖康之耻，后有崖山海战的惨烈亡国之战呢。

就是因为在重文轻武的畸形环境下，知兵的武将没有自主权，只是属于文臣从属，而真正可以做主的是不知兵的文臣和皇帝，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毕竟两宋319年，不是每个文臣都是如同范仲淹那般文武双全的，所以两宋武备不振，对外屡战屡败，是两次憋屈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