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时期是清朝最强盛时期，它涉及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朝皇帝。

要说“康乾盛世”时期的三位皇帝中，谁为盛世的贡献最大？估计会出现很多争论，但要说谁名声最差，毫无疑问是雍正皇帝。

雍正在“康乾盛世”中的作用是“承上启下”，最主要的贡献是改善了国家的财政问题，简单说，就是把国库的钱搞得多多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当时的清朝，经济上增加收入的办法其实不多，既没有鼓励大航海，向外寻求资源或财富，也没有鼓励科技发展来自我开源。

说白了，清朝的皇帝受限于经济知识的欠缺，受限于自给自足的满足，受限于对外交流的狭隘，不知道怎么搞活经济。

因此，雍正想把国库的钱搞得多多的，只能是在原有的分配形式基本固定的小农经济模式的框架内进行。

而雍正推行的所有政策，如著名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等，不论好坏，本质上其实是强行改变财富分配。

他把原本分配给士绅和权贵的一部分财富收归了国有，在蛋糕没有做大的情况下，自然是国库里面的钱变多了，士绅和权贵的兜里的钱变少了。

且因为要从士绅和权贵的兜里抢钱，他们又不愿意甘心就范，有了对抗心理和行为，雍正需要用比较严猛的政治态度镇压，于是，雍正的名声也就变差了，还是相当差。

对此，雍正估计也是心知肚明，他执政的中后期，为对抗舆论，就曾专门编纂了《大义觉迷录》等书籍，在书中对社会上诋毁自己的言论予以辩解。

雍正要求全国所有官员必须人手拥有一册《大义觉迷录》，还要求全国的地方官、教育部门的官员向最底层的百姓和生员宣讲书中的内容。

这是雍正对自己名声的一种挽救方式，至于效果，很难说好。

因为雍正需要读书人和士绅作为桥梁，去帮助他向底层百姓传播，但因雍正的改革，对他最不满的，也恰恰是这一群体。

其实，雍正执政时，在改革经济政策的前后，多次公开向官员、士绅们讲述自己要改革经济，以及会采取严猛政治的初衷，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解。

雍正二年，他召集诸王公大臣当面开讲，让他们知道，自己要用比较严厉的姿态和方法来整顿官场及经济，并寻求支持，《雍正起居注》中记载：

......一切制度渐次创定，朕由藩邸入登大位，四十年来，诸凡利弊悉所目睹，全在朕躬经纶规画，以为万世子孙之法。是以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务使宽严得中，方可垂之永久。若明知有弊不加整顿，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矣，非治国经邦之道也。朕若竭力整顿，而内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何以为政......总之朕若能为令主，则圣祖皇帝付托的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

雍正八年，在面对大部分士绅、官员对自己为执行新的经济政策而采取的严猛政治的反抗时，他又公开自白，《雍正实录·卷九十一》中记载：

（康熙）祇只圣心宽大慈祥，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实如天之仁，也乃不肖官员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为廉吏，且恃有宽大之恩，心无畏惧，将侵盗贪墨视为固然，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婪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数年来朕加意整顿，以冀转移恃恩积玩之风，若果人心知儆，旧习渐除，令朕可以施寛大之政，乃朕之至愿也......

他的意思是，因为康熙的容忍，助长了贪腐之风，现在自己要纠正过来。

等到制度稳定下来，改革成功了，国库也有钱了，自然会把现有的比较严厉的政治态度扳回到康熙时期的宽仁。

类似言论，在雍正时期频繁出现，雍正就是不断用类似的公开的上谕，用自我表白内心的方式，不停地在士绅、官员、权贵等群体中寻求理解和支持。

其实，一开始，雍正还希望用比较柔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如他继位的当年，就想解决国库亏空问题，并留有一定余地，《雍正实录·卷二》中记载：

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支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话虽然说得严厉，但给了官员们三年的时间，并且承诺只要不再犯就既往不咎。

这其实已经是一定程度的妥协了，他也知道这个事情的难度。

只不过，雍正的媚眼全抛给了瞎子看，“断人财路（包括部分特权），如杀人之父母”，哪怕这个钱财本就是国库中的。

雍正的经济改革注定要遭遇顽强的抵抗，即使他不断自我表白，希望利益受损群体要一心为国，要支持他，可抵抗依旧。

所以，也逼迫得雍正在政治态度上，越来越狠，执行上，从严从严再从严。

好在，雍正继位之初，就做好了准备，比较坚定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执行了下去。

雍正用名声和坚韧换取了一定的成功，给起于康熙执政后期才开始的“康乾盛世”，扎稳了根基。

参考文献：《雍正实录》《雍正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