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河东薛氏各房系的迁移问题‚‚尤以毛汉光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论述最为详细。其书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第三节《唐代大士族著房著支之迁移》对河东薛氏各房支的迁移进行了逐一的探讨。毛汉光先生认为“大士族著房著支迁移的目标是两京一带。士族‚新贯’于中央是渐渐地‚很少能以一道诏书立刻改变‚任官中央而长期居留两京一带‚有时候要经过数世才设籍并归葬于两京一带。
于中央地区并依服的现象‚称为中央化而又将代表性的性格转变为纯官吏性格的现象称为官僚化而士族在中古时期的演变‚一直在中央化和官僚化的螺旋进程交互推移‚最后成为纯官僚而失去地方性。”毛汉光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其以块墓志铭结合史传所得‚可信程度是相当高的。但如果薛仁贵一支属于薛氏南祖房的著支来讲‚仅就河东薛氏的薛仁贵—薛呐—薛篙一支而言‚毛汉光先生的论断并不十分的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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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薛仁贵一支当是典型的官僚化的地方大族著支。史载薛仁贵‚绛州龙门人。“贞观末‚太宗亲征辽东‚仁贵渴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薛仁贵是主动应募的军人。《唐律疏议》卷十六拣点卫士征人条明确记载“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六典》卷五兵部记载“凡天下诸州兵募‚取户殷、丁多、人才晓勇。”
这说明兵募之人应是家资殷实之人‚薛仁贵自有兵马恺甲‚由是弓马娴熟‚这应该不能是一般的农民家庭出身者所能为。薛仁贵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生涯‚并以北门长上的身份而入京为官。其后以军功拜相。薛仁贵除去曾因犯法而贬滴象州刺史外‚基本上可以认为都是在首都为官‚两唐书《宰相世系表》都将其列为宰相‚可见薛仁贵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中央官僚。薛仁贵其子薛呐‚薛楚玉也是官位显赫。“薛呐‚绛州万泉人也‚左武卫大将军仁贵子也。薛呐初为城门郎。
二人都曾担任过大都督府的长史一职‚其时大都督府首长由皇子兼任‚并不视事。长史乃是真正的大都督府长官。《唐六典》中说“大都督府都督一人‚从二品。长史一人‚从三品。”可见长史的官品地位还是很高的的。可见长史实际权力之大。薛氏兄弟不仅都曾担任如此显赫的官职‚薛呐更是担任过相当时期的宰相职务‚在两唐书《宰相世系表》中都有记载。至此‚薛氏家族可谓是荣耀一时的职业官僚家族了。
第三‚从现有史籍材料上推断‚薛氏却并未如毛汉光先生所言伴随着官僚化的过程完成新贯进入两京的中央化过程。史言薛仁贵病卒后‚“赠左晓卫将军‚官造灵舆‚并家口给传还乡”。薛仁贵是被回乡安葬的。根据苗神客撰写的《唐代州都督薛仁贵碑》所记载‚此碑立于安邑。安邑属于河东地区‚的确为薛氏乡里。同样‚根据《唐昭义节度使薛篙神道碑》记载‚薛篙死后其子薛平护丧回乡里‚其碑立于夏县。安邑和夏县相距并不远‚和薛仁贵的出生地绛州龙门‚属于同一区域。
在《山西通志》卷万泉县记记载该地有薛平之墓‚该书卷有记载夏县有薛篙碑‚与薛仁贵、薛楚玉同葬。这里面薛氏几代人的墓葬之地大体都在河东地区‚虽然在具体位置上各书均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薛平的时期‚薛氏南祖房薛仁贵一支仍未附“新贯”于两京。这与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以碑莹来论证唐代士族著支的“中央化”过程是有差异的。
薛仁贵因军功而官位显赫‚长期在朝为官‚以唐代官吏的通常情况推论‚薛仁贵当携带家属于京。所以其子薛呐的起家是城门郎。城门郎属于门下省管辖‚也为禁军系统成员。继之为京歌之蓝田令‚可以推测其家应在长安‚其弟薛楚玉亦应如此。但到了薛篙的时候‚《资治通鉴》称其少长幽燕之间。《旧唐书·列传薛篙》载“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篙少以门瘾‚落拓不事家产‚有普力‚善骑射‚不知书。”而岑仲勉认为薛呐任幽州都督时间不足十年。
在两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和《资治通鉴》中都称“呐弟楚玉‚开元中‚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以不称职见代而卒。”‚其任职十分短暂。既然薛篙的父亲和叔父在幽州地区的任职都并不算长‚那么为什么《资治通鉴上要说其少长幽燕间呢这可能是因为薛篙做为薛楚玉的家属而居于幽州地区‚换言之‚薛楚玉的家庭并未由于其去官而离开幽州。薛篙既以门荫为官‚而不见诸史籍明言其官。
可能是薛篙以门荫获得的是散官而非是职事官。看来他没有离开幽州地区‚去伯父薛呐任职的长安寻求功名‚也没有随父亲流转‚个中原因就极有可能是薛楚玉的家族已经在幽州扎下脚跟‚比较有影响力。留居河北幽州较之上京更有吸引力。可以说最晚不迟于薛高少年得门荫为官之时‚薛仁贵—薛楚玉—薛篙这一河东士族著支已经将实际的居住地转入幽州地区‚而籍贯的认同感上依然强烈的为河东地区‚这从薛篙之子薛平亦归葬河东可以得到体现。
薛仁贵—薛楚玉—薛篙这一河东士族著支尽管己经完全官僚化‚但是并未随着在中央任职进而附“新贯”于中央‚而是转入了更具实际优势的河北北部地区。和其他大族房支的转籍入两京相比‚薛氏各房支为什么会出现了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呢薛氏各房支在地位上固然不能和渤海高氏‚兰陵萧氏相比‚入两京的时间晚于高萧二族易于理解。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等豪门累世官宦‚早于薛氏转籍也可说通。
但与地位、郡望大致相当‚而且还是关系密切的河东裴氏、河东柳氏相比‚薛氏仍然整体上转籍为晚‚这就值得研究了。因为薛氏自薛仁贵起‚名望日隆‚其父子接连出将入相‚至高宗武后时期达到发展顶峰‚却没有随之而转籍。这所反映的就和唐代士族伴随着中央官僚化而附新贯于两京的结论存在着差异了。限于作者能力‚本文只对薛氏南祖房中的薛仁贵一支的转籍过程进行探讨。
那为什么同为大族的一支‚薛仁贵—薛楚玉—薛篙这一房支在有能力入籍两京时期却实际上转入河北的幽燕地区‚死后依然以河东为籍贯而归葬呢本文认为其原因有两点。其一薛氏家族可能在幽州地区多有经营‚影响力巨大。虽然薛氏家族迅速的完成了官僚化‚但自薛仁贵开始‚薛氏家族在幽州地区频频为官。首先‚薛仁贵在高宗显庆年间的征讨高句丽，以及随后的征讨契丹和奚的战争中连续担任松漠道大总管。
在麟德年间的对高句丽战争中任六总管之一‚多年对东北地区征战‚赢得了显赫的威名‚死后也获赠幽州大都督。因为薛氏父子三人多次在幽蓟地区为官。尤其是薛呐‚薛楚玉兄弟相继为幽蓟最高军政长官‚想来在幽州地区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薛楚玉在任职期间的贪读可能就与其当然已家居幽州‚故置产自营有关。其次‚薛氏家族的家族气质可能和河北的幽州地区气质相符‚因而转家于此。
也许使他们将任侠豪放的幽燕地区当作自己如鱼得水的家园‚也许是他们不愿到大族林立的两京地区去攀比富贵‚总之‚薛仁贵—薛楚玉—薛篙这一房支当是自愿的转入了河北地区‚并和河北地区融为一体。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安禄山所凭借的武装‚主体是他于天宝年间长期兼领范阳平卢二镇所统辖的唐朝边防和地方驻军‚核心是他招募的同罗、契丹以及胡人组成的曳落河武装。以史思明为例‚“始‚摩下骑才二千‚同罗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数胜‚兵最强。”他扩大武装的途径‚是依靠战利品的刺激来鼓舞士气‚吸引武勇者加入‚“兵所向‚纵其下椎票‚淫夺人妻女‚以是士最奋。”
参加叛军者多为掠夺各地之财货利益。马晓丽在《试析唐朝文官武将投降安史叛军的原因》一文中‚对投降安史叛军的唐朝文武官员做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叛军首领经过安史两姓更替后‚史朝义在应对唐军进攻时‚召集各路援军‚但是“诸将皆禄山旧臣‚与思明故辈行‚耻为朝义屈‚召兵辄不至。”这说明‚直至安史之乱后期‚叛军中的掌握实权的军事将领依然是安禄山起兵时的旧臣。对于安史叛军的民族构成及组成部分‚陈寅悟、岑仲勉、韩国磐等前辈学者都曾作过一些探讨‚但因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安禄山的粟特背景‚近来己经随着对中古胡人的深入研究而逐渐取得共识‚然而对其手下将领部众的成分归属‚却仍然颇多争议。自陈寅惜提出“河朔胡化”的说法之后‚争议一直未断‚本文不予讨论辨析。而以黄永年关于安史乱军主要成分为奚、契丹的论证影响尤为巨大。不过‚黄氏对九姓胡人的理解有所偏颇‚使得其对安史之乱中的粟特成分关注似乎不够。近来‚荣新江的研究更进一层‚依据新旧材料‚详细讨论了中古粟特胡人的全部活动轨迹‚并对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的去向作出了翔实的分析‚有力地证实了陈氏之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