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永嘉之乱后，出身于琅琊王氏的王敦和王导倾力辅佐晋王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王敦在外主军，王导在内主政，兄弟二人协力将家族推上了巅峰，时人皆称“王与马，共天下”。然而这种和谐氛围还没有维持多久，王敦就率军自武昌（今湖北鄂州）顺江而下，攻入建康（今江苏南京），架空了司马睿。司马睿忧愤而终后，王敦心生篡晋自立之意，率军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距建业仅百余里。

继位的晋明帝司马绍慌忙之下，连连下诏诸军入卫京城，同时让王导担任大都督。王敦见此情形，一不做二不休，命麾下众将向建康发起攻击，可惜因他身患重病，无法亲临战阵而吃了败仗，他本人因此病情加重，抱憾而终。按理来说，王导即使不支持，也不应该反对王敦的，毕竟一旦王敦成功，得利的还是他们琅琊王氏。王导当时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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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导在王敦之乱期间的表现

1、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实力非常雄厚，像司马睿这样的远支藩王要想在江南立足，必须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王导为此拜访了江东顾氏和贺氏等士族，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并给他们画了不少大饼。江东士族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支持司马睿，毕竟龙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总不能让匈奴和羯等族人打到江南，他们也来一次“南渡”吧？

司马睿在江南立稳脚跟后，越来越多的侨姓士族来到南方，江东士族的股份被稀释，由此形成了以晋室为董事长，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为大股东的东晋联合公司。这种联合体要想稳定，首先就是要求皇权势微，其次是士族之间得有大差不差的平衡，不能出现某个士族一家独大。东晋初的不稳定，概因琅琊王氏一骑绝尘，就连司马睿登基时都不得不假模假样地邀请王导和他共坐皇位。

司马睿不是司马衷，他并不甘心做一个人形图章，他大力提拔刘隗和刁协等低等士族子弟作为心腹，逐渐疏远王导，并以抵御后赵的名义在合肥、淮阴等地筹建和布置了数支大军，以应对王敦。司马睿的此番操作符合联盟集体利益需求，其他士族都没怎么为琅琊王氏抱不平。然而司马睿不太懂适可而止的道理，他接下来把目光放在了所有豪门士族身上，推行“刻碎之政”，搞得大家紧张兮兮。

司马睿接着颁发《中州良人诏》，将那些因为逃难到南方而成为奴仆的人纳入到朝廷的征役管理之中，并免除这些人的奴仆身份。这招臭棋动了所有士族的奶酪，士族之所以有资本和皇权叫板，是离不开庄园里荫庇的那些流民的。司马睿这么干，士族岂能愿意？在这种氛围下，手握强军的王敦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顺江而下，包括王导在内的众多士族代表明里暗里给予了王敦不少帮助，让王敦轻而易举地攻入建康，教训了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司马睿。

2、王敦第二次进攻建康

王敦第一次起兵虽说比较顺利，但是很尴尬。以王导为代表的大部分士族子弟看似没怎么活动，可他们通过王敦的行动让晋室这个所谓的董事长知道了股东的厉害，朝廷的秩序得以恢复正常。以王敦为代表的叛军看似神气，可却是在帮王导他们做嫁衣，自己当了出头鸟。经此一遭，王敦和晋室算是结下了死仇，尴尬的是王敦又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彻底颠覆晋室。

举个例子来说，王导在王敦起兵之初带着族中二十余名兄弟子侄每天跑到台城去请罪，说是请罪，实际上就是给晋室一个台阶下，让晋室对他们不要太过分，等王敦大军抵近建康城时，王导又换了一副姿态，暗地里帮助王敦。等王敦完成清君侧，想要攫取更多的权力时，王导又回过头来站位晋室。王敦担心太子司马绍以后对自己不利，想废掉他，王导等人极力反对，王导相当于又在司马绍这里赚取了一份信任。

王导是哪头都讨了好，王敦是哪头都没讨好。对于王敦来说，只有一条道走到黑，博一博还有机会。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后，王导被任命为辅政大臣，王敦心想这是上天给琅琊王氏的机会，便率军抵近建康，希望能和王导里应外合，最终篡晋自立。可他的所作所为却有些丧心病狂，仅是因为忌惮义兴周氏，就派人到义兴（今浙江宜兴）屠灭周氏子弟。王敦也算是出尽了风头，“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

他走的是司马睿的老路—吃独食，这可就激起了绝大部分士族的同仇敌忾，促使司马绍能够较快地召集勤王大军。然各路勤王大军出于对王敦的畏惧，有些放不开手脚，司马绍就对大家说王敦已去世，结果并没有多少人相信，直到王导亲率族中子弟为王敦发丧，大家的士气才算是被激发出来了，司马绍见王导与自己配合默契，就让王导总领诸军。最后王敦在气急败坏之下病逝，王敦之乱由此平定。

二、王导的考虑

1、琅琊王氏在法理上难以取代晋室

司马氏在建立晋朝之后的表现虽说较差，可头上却顶着皇室的金字招牌。古代的政权更迭常常讲究一个法理性，即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都不敢漠视法理，篡汉以自立。司马氏当初亦是如此，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到司马炎篡魏建晋，整整用了16年的时间去争取更大的法理。做一个权臣远比做一个改朝换代的君主容易，权臣嘛，拉帮结派，手底下聚拢一批得力之人，大家抱成团和皇权抗衡即可。

琅琊王氏出些权臣是可以的，可是要“化家为国”，就差了些火候，想当初王导和司马睿被安排到江东，只是因为司马越和王衍需要个退路。司马睿一无昔日八王之实力，二无近宗之名分，如果不是司马炎一系无人，东晋王朝恐怕没他什么事。司马睿的上位最应该感谢的是王导，王导为司马睿费劲了心思，各种牵线搭桥，拼命调和侨姓士族、江东士族和流民帅之间的复杂关系，让大家奉司马睿为共主。

各方势力愿意给王导面子，并非是因为王导有多牛，也不是说琅琊王氏有多高的威望，主要是大家和王导的利益诉求比较相近，都需要司马睿这个金字招牌来安定秩序。要知道琅琊王氏在西晋时期只是堪堪挤进一流士族的行列，离一呼百应还差得远。纵使王敦和王导等琅琊王氏子弟凭借拥立之功和晋室共天下，短时间内也无法攫取到晋室所具备的法理性。

从王敦第二次起兵的各方表现来看，即使王导支持王敦，琅琊王氏照样是败多胜少。首先，如果王导不支持司马绍，司马绍会让他总领各军吗？如果王导在朝中没有什么实权，又能帮到王敦多少？其次，王导如果支持王敦，那些勤王大军还会听他的吗？其他士族和各地的流民帅可并不想把软弱可欺的晋室换成气势凌人的琅琊王氏。

2、琅琊王氏在实力上难以取代晋室

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期的势力顶点应该是王敦第一次攻入建康，架空司马睿之时，一则当时琅琊王氏还算是比较团结，二则王导在朝中出任尚书令，王敦以丞相之尊在外遥领朝政，几个关建地区的封疆大吏也都是由他们家族的兄弟子侄出任。王含（王敦的兄长）出任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负责淮西地区。王彬（王敦的堂弟）出任江州刺史，负责江西地区。

王邃（王敦的堂弟）出任征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负责淮东地区。王舒（王敦的堂弟）出任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负责荆州地区。王敦自己还兼了个扬州牧，直接控制京畿地区。如此豪华的阵容，也难怪王敦会生出不臣之心了。然而这些只是面上的账，从军事力量来说，东晋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当属江淮地区与荆襄地区的流民军，流民军可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悍勇之士。

王敦当初如果不是听闻流民帅祖逖去世，恐怕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起兵作乱。然而流民军并非只有祖逖这一个流民帅，还有祖约、苏峻、郗鉴、刘遐、陶侃和郭默等众多流民帅，他们手里掌握的流民军如能抱起团来，绝非琅琊王氏手里的军事力量可比。鉴于流民军的私军性质，且司马睿对流民军不大信任，各路流民军一般情况下是不抱团的，可因为有郗鉴和司马绍的存在，流民军就能站在晋室一方。

军事方面有流民军，经济方面有大量的士族，琅琊王氏从永嘉南渡到巅峰状态才十余年，能有多少经济底蕴？江东本土的陆氏、顾氏和朱氏等士族可都是深耕江东百余年，手里掌握的各种经济资源绝对比初来乍到的琅琊王氏多得多。另外，封疆大吏只是封疆大吏，并不是土皇帝，土皇帝是地方上的那些士族，琅琊王氏看似辖制各地，可如果地方上的大小士族不给面子，那就啥也不是。

结语

东晋不光是司马氏的天下，也是各大士族的天下，琅琊王氏只是士族的一份子，代表不了所有士族，原本大家是合伙办公司，王敦却想着凭借手里的股份把司马氏这个董事长给顶替了，这岂能让其他股东服气？在所有股东的眼里，秩序和平衡才是自身利益的最大保障，司马睿挑战秩序，股东们支持王敦，王敦挑战秩序，股东们支持司马绍，不为别的，家族利益在当时很多人眼中是重于一切的。

王导本身就是这种秩序的创立者之一，对这个联合体的认知度远高于王敦，一旦把整个琅琊王氏都押给了王敦，输则万劫不复，焦灼则会给北方政权可趁之机，大家一起玩完，这些都不符合一个大家族应该具备的生存智慧，况且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输的概率都很大。如此情况下，王导如果还支持王敦，那他就不是王导了。

参考文献：

《晋书》

《资治通鉴》

《两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