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历新政的过程中，围攻革新派最为激烈的守旧派代表除了夏竦之外，便要数状元出身的王拱辰了。王拱辰是天圣八年的状元出身，是由宋仁宗钦点的第一个状元。他与欧阳修是连襟关系，都是宋初名臣薛奎的女婿。可是两人的关系非常不好，尤其是在庆历新政中处于敌对的阵营，政治派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欧阳修作为革新派的代表之一，是范仲淹进行庆历新政的核心团队成员。而王拱辰却成了守旧派大臣中对新政杀伤力最大的人之一，仅次于伪造书信挑起朋党之争的夏竦。这两人本是一家，为何会走到如此敌对的地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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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欧阳修和王拱辰的渊源，最早可上溯到天圣八年的科举考试中。他们两人都是天圣八年的进士，但考试名次相差很大。王拱辰是宋仁宗钦点的状元，而欧阳修则只能唱名到第十四位，因此两人的起点相差极大。众所周知，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魁首，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化使上地位显赫。王拱辰在文学上颇有名气，但和欧阳修之间的差距，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从史书上上看到欧阳修在科举中，竟然被王拱辰夺了状元，很多粉丝都感到不忿。实际上不但粉丝们不忿，欧阳修也不甘心，因为这次考试疑点颇多。

在这次考试之前，欧阳修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从北宋文坛的角度来看，他几乎是公认的状元人选。而当时年仅十九岁的王拱辰，在名声和文学水平上远不如欧阳修。王拱辰是寒门出身，在文学上颇有天赋，但与欧阳修这种神童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而王拱辰的出身和资源都不太好，也无法与欧阳修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名气很大，欧阳修受到很多朝廷大臣的推崇，尤其是他乡试时的主考晏殊更是朝中的南党领袖。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欧阳修夺魁的呼声极高，但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按史书上的记载，王拱辰这个状元是宋仁宗钦点的，还有那么一点力排众议的意思。据说当时殿试的文章中欧阳修和王拱辰的评价最高，很多大臣都推荐了名气最大的欧阳修。但宋仁宗看了王拱辰的文章，称他称赞他立论新颖，见解独到，文笔流畅，理应夺魁。于是宋仁宗点了王拱辰为状元，让满朝百官感到非常意外。而且这次殿试中王拱辰还闹出了辞去状元的幺蛾子，自称在考试前做过这样的题目，所以不该得状元。这不但没有受到宋仁宗的怪罪，还被称赞为“诚信状元”，并受到朝廷的重用。

对于这种反差极大的结果，朝廷内外都议论纷纷。南党领袖晏殊对此的解释是，欧阳修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如果没有读过《宋史》，我差点就信了他的鬼话。事实上晏殊不过是在掩饰自己的尴尬而已，欧阳修丢掉状元是有着很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只从这个史料的记载来看，就存在很多疑点。比如，史料上说宋仁宗看中王拱辰的文章，将其点为状元。如果真的是宋仁宗眼光特殊，就偏好王拱辰的文章。那欧阳修至少也应该是榜眼，事实上他连头甲都没进，被扔到了二甲的中游。这明显是打压欧阳修的操作，与之前寇准打压晏殊的手段没什么区别。

要说锋芒毕露，王拱辰比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拱辰但状元时仅有十九岁，而欧阳修好歹二十三了，就算比资历，也该是欧阳修胜出。所以说晏殊的解释就是掩饰，掩饰的后面必定有故事。从史料来看，这后面的故事便是在南北两党的争锋中，这次晏殊被北党领袖吕夷简压制了。

事情发生在天圣八年，这一年正好是北党领袖吕夷简当宰相，南党领袖晏殊被排斥在中枢之外的日子。而此时朝中决断军国大事的也不是宋仁宗，而是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刘娥。宋仁宗当时尚未亲政，所谓的殿试点状元根本轮不到他做主，都是刘娥和吕夷简提前商量好了，让宋仁宗去当工具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身于南党，又受到南党领袖晏殊的推崇，欧阳修天生就成为北党的对头。以宋初北党歧视南党的风气，吕夷简怎么可能让欧阳修当状元？当初寇准是如何压制晏殊的，那吕夷简就如何压制欧阳修。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并非吕夷简对欧阳修个人有什么成见，而是南北党争的常规套路。王拱辰虽然能力上远不如欧阳修，但人家好歹是纯血统的北方人，而且还是寒门孝子。提拔这样的人当状元，吕夷简自己名声也好听，何乐而不为？正是因为如此，欧阳修莫名其妙的丢了状元的荣誉，从此与王拱辰成为了对头。

王拱辰这个人虽然有些才名，但人品在文人圈子中存在很大的争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趋炎附势，另一个是沽名钓誉。王拱辰在殿试时表示辞去状元的地位，这就是他典型的沽名钓誉的表现。殿试在国家选才大典中是最高的级别，状元不仅代表了个人，也代表和朝廷和皇帝的认可，怎么可能说辞就辞的？他以曾经作过殿试题目为由请辞状元，这简直就是在打朝廷的脸。而朝廷为了面子，还不能当场翻脸。很显然王拱辰明知朝廷不可能变卦，故意在这种场合作秀碰瓷。而宋仁宗要维持殿试的庄严和朝廷的面子，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这件事反过来也证明，王拱辰与吕夷简早就勾结在一起。如果没有吕夷简的支持，他凭什么当状元，又凭什么在殿试上闹幺蛾子？而这出戏不但是沽名钓誉的表现，也是吕夷简打击南党的动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印证了王拱辰投靠吕夷简的趋炎附势的作风。

王拱辰的这些作风不但对吕夷简如此，对自己的老丈人薛奎也是如此。薛奎是北党的大佬，朝廷重臣，家族势力庞大。他是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的老臣，刘娥垂帘听政时也将其重用。刘娥去世后，他重用的大臣很多被亲政的宋仁宗贬斥外放，而薛奎正是少数依旧重用的大臣之一。

王拱辰抱紧薛奎的大腿不放，即便是老婆去世后，为了加强和薛家的联系，还娶了小姨子当老婆。他的这种趋炎附势的作风受到欧阳修的嘲笑，被戏称为“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正是因为如此，欧阳修对王拱辰的行为非常不齿，两人的关系并不好，两人在庆历新政中严重对立。

而在庆历新政中，王拱辰成为守旧派围攻新政的急先锋，其破坏力仅次于夏竦。他借用御史梁坚弹劾滕子京贪污公款的案子，故意将打击面扩大，将战火引向范仲淹和欧阳修。当宋仁宗决定只对滕子京降一级留用时，他不依不饶的要求最佳处罚。不仅逼得宋仁宗骂他沽名钓誉，而且也让滕子京贬官到了岳州。

后来王拱辰又弹劾监进奏院的苏舜钦，借此将战火引向倾向于革新派的宰相杜衍。苏舜钦将进奏院的废纸卖了换钱，用于祭祀时的酒宴开销，本是宋朝的旧例。而王拱辰却以监守自盗弹劾，使得苏舜钦、王益柔等人被削职为民。而杜衍作为苏舜钦的岳父也被牵连，不得不罢相离京。杜衍离京之后守旧派的火力很快集中到范仲淹，以朋党之论施压并进行各种栽赃陷害，迫使范仲淹不得不离职。欧阳修虽然与王拱辰是连襟关系，但王拱辰在党争之中却没有任何手下留情的意思，反而各种污蔑陷害，最终也使得欧阳修贬官外放。

可以说王拱辰和欧阳修是互相看不对眼，两人的斗争比朝中党争还激烈。欧阳修是看不惯王拱辰的人品，认为这种趋炎附势和沽名钓誉的人不该在朝中存在。而王拱辰是巴结吕夷简淡妆元的，又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政绩，所以是新政打击的对象。王拱辰则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官位和权势不择手段，也毫无气节可言。而且此人心胸狭隘，行事作风无耻到极点，所以对欧阳修这种清高之人非常嫉恨。王拱辰费尽心力给新政造成巨大破坏，却也将自己的人品败坏到极点，最终引发朝廷公愤而不得不离开汴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