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马教宗的关系

除了限制教宗使节进入英国，对英国教会事务指手画脚，而且对于国内主教的审判与裁决也必须遵从国王和大主教的裁决，而不是远在罗马的教宗控制。如当巴约的奥多和后来圣卡莱斯的威廉在被控叛国罪时，他们都申辩说作为主教，只有教宗有权审判裁决他们。

(资料图)

兰弗朗克将他们从教宗的裁决权中剔除，因为他们是作为国王的附庸而被裁决，而不是作为主教的身份被裁决，所以他们只能接受国王的命令而不是其他人的命令。

总的来说，兰弗朗克成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后，在处理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教宗、压王以及其他主教之间的关系时，他带来了几个激进的新概念:那就是与国王之间采取的是协商与妥协的关系，共同处理英格兰国内事务，国王掌控世俗事务，而坎特伯雷大主教则掌控属灵的事务;在与国内其他主教的关系上。

尤其是与北方教省约克之间的关系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地位必须高于约克大主教之上;在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上，限制教宗的权威，反对教宗使节前来英国，并对英国教会事务指手划脚。

安瑟伦与首席主教之争

安瑟伦任职坎特伯雷大主教1093-1109时，其成就令同时代人惊叹。安瑟伦将此归功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他杰出的才能。有关安瑟伦及其著作的研究论著和论文数目繁多。长期以来，安瑟伦被认为是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以及中世纪著名的圣徒。

安瑟伦的哲学与神学思想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但是很多人却忽视或者低估他的才能。波雷在他关于贝克修道院的研究中，只简洁地提及了安瑟伦在贝克修道院的活动。尽管他对安瑟伦在贝克修道院的主要活动都加以详细介绍，但他将主要的笔墨都用在了他所取得的精神方面的成就。

在《安瑟伦的一生》中，爱德玛强调了安瑟伦的神圣，但是完全忽略了安瑟伦的活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安瑟伦为“英国之光”，“没有人像他那样坚持正义，也没有像他那样热忱的老师，他是整个国家精神致富”。

亨廷顿的亨利认为安瑟伦是“一位神圣且令人尊敬的人”;对于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来说，安瑟伦是“极富学识的学者”:他的学识举世闻名，“传播至整个拉丁语世界”;他“在上帝的庙堂里像一盏明灯闪耀”;安瑟伦在有关贝克的史料中也被如此铭记，如《修道院长赫鲁恩、威廉以及博索的一生》、《圣兰弗朗克的一生》等等。

在这些史料中，安瑟伦的圣洁、教诲和哲学方面的成就掩盖了他的行为。现代著名史学家萨瑟恩沿袭了爱德玛这一观点。他认为安瑟伦作为著名的神学家和精神导师，陷入了身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困境之中。坎特伯雷大主教非安瑟伦所原，也并不喜欢这一职位。

作为僧侣修士，安瑟伦从世俗社会脱身，致力于简朴的生活，祈祷和顺从的生活。但是作为大主教，他完全听从教宗的，而且他宁折不弯的性格，完全不能适应现实。

萨瑟恩关于安瑟伦的形象塑造，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萨瑟恩自己后来也对此进行了修正。他充分肯定了安瑟伦推进坎特伯雷的首席主教权。实际上，正如萨瑟恩所观察到一样，首席主教权在安瑟伦任内，达到了顶峰。

安越伦的才能远远超越了国王亨利一世以及两位教宗乌尔班二世和帕斯卡二世。他让亨利一世同意放弃平信徒授衣礼，但是却保留了教士向国王效忠;安瑟伦从两位教宗那里收获颇丰:他获得了乌尔班二世的许可，让英国教会按照他的方向发展，而不需要咨询教宗乌尔班的意见。

他也博取了教宗帕斯卡二世的同意，认可了他与国王亨利一世所达成的平信徒授衣礼协议，并且最终他从帕斯卡二世那里获得了约克对他宣誓效忠的权利，帕斯卡二世还同意将首席主教权授予了安瑟伦和他的继任者。

所以在坎特伯雷的首席主教和首席教堂的争执方面，他从教宗和国王那里得到了比以往大主教更为明确的答复;而且他将坎特伯雷的管辖权延伸到了爱尔兰和威尔士。

即使在主教叙任权和首席主教之争的问题上，他被迫寻求教宗对他的支持，但是他成功地让教宗授予他为英国的常驻教宗使节，阻止了教宗在他任职期间再度派遣使节进入英国境内。简而言之，安瑟伦不仅仅成功地维持了兰弗朗克所构建的坎特伯雷的传统，而且巩固了这一传统。

安瑟伦任期内的争端

安瑟伦任职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间，先后和约克大主教汤玛斯一世、杰拉尔德以及汤玛斯二世发生冲突，最终汤玛斯二世在国王和教宗的双重压力之下，在安瑟伦去世后，向坎特伯雷一方宣誓效忠。

安瑟伦与汤玛斯一世

1087年，英国的第一任诺曼国王威廉一世去世，威廉·鲁弗斯即威廉二世继位。威廉二世沿袭父王威廉一世的政策，保持国家独立和王权至上。但是当时教宗改革政策蔓延西欧，作为其中的一员，英国教会再也不能独善其身。英国的教士本就属于以罗马教宗为首的教会等级制度中的一员，所以只能身不由己地卷入教会的大潮中。

自威廉二世起，历经国王亭和一世以及斯蒂芬王朝的混乱时期，一直到亭利二世和坎特伯雷的托马斯·贝克特的生死对决中，教俗之间权力的冲突，一直是英国历史的主要特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教会力量的不断增强，英国两大主教之间的首席主教之争再起硝烟，让当时的政教之争的浩瀚水域变得更加混乱和喧闹。1089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去世后，威廉二世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空置了四年，萨瑟恩称威廉二世为“所有中世纪国家中最世俗化的国王，一贯最大限度地利用教会谋取自己的物质利益””，以便他能够获取教会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