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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七月，李世民间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璃建议实行分封制，他以“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之”的历史，提出了“封建之法，实可遵行”的建议，李世民甚为同意，欣而纳之。

分封制一经提出，遭到了魏征、李百药等人的反对，他们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上疏指陈分封的弊病。魏征主要从经济、军事等方面论述了封建诸侯是不可施行的。礼部侍郎李百药上疏驳“世封事”。他认为“运祚修短，定命自天”，如果将三代的分封制推行于今天，只能造成“纪纲驰紊”。

他指出:“封君列国，藉其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易世之后，将骄淫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李世民并未采纳以上劝谏。贞观十一年六月，李世民颁诏，实行世袭刺史制度，实质也即诸侯分封制。此诏一出，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分析了世袭刺史之弊。

他指出:“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长孙无忌等人也不愿受封世袭刺史，于是上表反对。在大臣的谏诤下，李世民最终放弃了分封。尽管由于对分封制认识不够确切，致使其先立后废，但在此过程中，李世民的态度仍是决绝的。那就是，自己若认为正确，主意已定，便不会轻易为谏言所惑。在模棱两可之间尤有所定，亦是十分重要。摇摆不定，势必误事而一旦有了清醒认识，则虽定却不固执偏拗，此亦为一智。于李世民而言，定与不定，并不由颜面使然，只由国之危安，思可谓深矣，虑可为远矣！

上面的事例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唯有博学方能兼听。李世民深知自己才智有限，因此，欲成治道，必须努力地去学与问。贞观二年，他强调说，“为人大须学问”。除了询问政务，他十分注意读书学习。他说:“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为了学习自古以来治国的道理，他特地嘱咐魏征等编纂《群书治要》书成后，李世民细心览读，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李世民还阅读其他大量的书籍，如《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史记》《汉书》《汉纪》《中论》《哀江南赋》、《晋书》、《北周书》、《北齐书》《经典释文》等等，并且能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来，作为治理天下的依据。正如他自己所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直到晚年，他仍然重视学习，说:“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

由此可见，李世民正缘于对自己的深切认识，从而能谨慎地勤于“学问”，终使“自治者明”，容纳百川，仍能自有定见，向世人一展一代帝王之风。李世民即位时，住的还是隋朝的旧宫殿，大都已破旧。按照以往的惯例，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李世民却未这样做。贞观二年，有人奏请修殿，李世民说:“朕如果按你们的请求去做，耗费的财物实在太多。从前汉文帝打算建造露台，但舍不得耗费掉相当于当时十户人家财产的费用，后来就取消了这个建露台的计划。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比他要多，如何称得上是一个作为百姓父母的君王的为政之道呢？”当时，虽然公卿大臣们再三坚持奏请，李世民始终没有答应这件事。

开国之初，李世民十分注意节俭，深刻认识到节俭的重要性，他不顾别人几复奏，志矢而不移。然而，遗憾的是，社会经济开始好转之后，他在思想上却放松了警惕，终使其定见由良而向恶转变。贞观四年李世民打算东巡洛阳，于是下令修复洛阳官，以备巡幸。一些大臣上疏谏阻，李世民仍坚持要修乾元殿。前几年国家经济不景气，所以不修，现在国家形势好转，为什么不修呢？

李世民固执己见，大臣们拿他已是毫无办法。此时，给事中张玄素上疏谏诤，言词极为激切，可谓是虎口拔牙。最终李世民在叹息声中，无奈打消了修造宫殿的念头。既想做一个明君，使李氏江山代代相传，又不想放弃安逸奢华，两种念头的激烈交织，使李世民的定见似有飘摇，然而，面子使然，不愿落骄奢之名，拒谏之意。于是，李世民只好奢欲心中隐，仁善美名扬了！

兼听则明，有明方可兼听。为人主者，常听臣言，若一无定见，必将一无可成之事。更甚者，若三国刘禅，一味由人左右，受人欺辱为人愚弄。长此以往，势必亡国之忧为时不远，自己亦会为后人所笑。李世民则明而博学，主见在胸，以己之明咄咄逼人，令人既畏且敬，己获美名，围得实惠。唯有己心明有定夺，方能驭天下于股掌之中，即使是齐天大圣，又怎能逃脱如来佛的掌心？笑到最后的，定为李世民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