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后世总会将之与酷刑联系在一起，说他剥皮实草建立“皮场庙”，动用族诛之刑大开杀戒，实施凌迟之刑场面惨烈，另外还有铲头、刷洗、钩背、抽肠等等，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不妨来看看明人一些具体的记载。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十八·法外用刑》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闻今郡县库中尚有之，而内官娶妇者亦用此刑。末年悉除此等严法，且训诫后圣，其词危切。”

【资料图】

据《明兴野记》记载，洪武年间，中书省右丞相杨宪因为“奸党”一事败露，被锁在天界寺山门前，沿身刺“奸党杨希武”，然后“剥皮作交床”，即把皮放在交椅上，放置于省府台堂之上，让后人来坐，以示警诫，还连坐五百余人。

该书还有一个记载，都督毛骧因为收受贿赂，败坏法制，被胸背刺上“奸党毛骧”四个字，然后“剥皮贮草”，放在都府大堂之上，警示后任官员，并且“刳心肺示众”。

至于贪官贪多少脏银，朱元璋要剥皮实草呢?

说法不一，有十两、十六两、六十两等不同的说法。

除了剥皮实草，对贪官污吏，朱元璋还有其他让人不寒而栗的酷刑。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在他的《野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朱元璋平乱国用重典，曾经有“铲头会”之说。据祝枝山讲，有“顽民”因为避罪出家当和尚，便“聚犯者数十人，掘地埋其躯，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数颗头”。

除此之外，祝枝山还讲，“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帚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以惩有数重者，有挑膝盖，有锡蛇游(将融化的锡水灌入人口，直到灌满腹腔)等，凡以止大憝之辟也。”

当然，有一些严谨的史家指出来，朱元璋用的这一些酷刑，基本都出自野史笔记的记载，有夺眼球之嫌，未必完全可信。

那么，抛开这一些野史笔记的记载，正史的记载又是这样的呢?

明朝法定的刑罚有五刑，笞(用鞭、仗打)、杖、流、徒、死。五刑之外，又有赎刑、迁徙、充军和对“大恶”之罪的凌迟大刑。

朱元璋为惩治奸顽，达到“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的目的，又特令对于情节恶劣、罪犯深重者律外加刑，不但有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墨、劓(yi，割鼻子)、剕(fei，砍脚)、宫、辟五刑，还有前代暴君酷吏所使用过的非刑，更有自己独创的刑罚。

从《大诰》四编中，可以看到朱元璋先后使用过多种法外酷刑，其中有诛族、凌迟、极刑、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重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迁、充军、徒、籍没全家、戴罪还职、戴罪充书吏、戴罪读书、免罪工役及砌城准工、家财入官、人口流移三十余种，因为许多并不见于《大明律》，因此可以称为律外用刑。

在这些酷刑中，诛族和凌迟，最广为人知。

诛族就是株连九族。

凌迟大家都知道，但具体怎么操作的，未必清楚。

凌迟行刑时，先将犯人的头脖、腰身和四肢紧紧地捆绑在法柱上，行刑刽子手要使用专门的短柄薄刃锋利的法刀，先割下犯人的两眉眼帘，盖住犯人的双眼，让犯人不辨黑白，不知宰割自己的刀刃将从何处下手，再逐处剐割犯人的肢体。

具体怎么剐割又分成两种：一种先剐头面，次切手足，然后胸腹;另一种先剐四肢，然后胸腹，最后头面。具体采用哪一种做法，执刑的人可斟酌定夺。

朱元璋的这些法外之行，有一个很特别，不妨来说一下。

那就是“戴罪”。

戴罪立功虽不是朱元璋首创，但他广泛地将其应用到刑罚中，却是堪称古今第一人。

朱元璋的戴罪立功可不是缓刑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酷刑，因为有些戴罪者是要被施以断指、带枷、带锁的，也就是带着伤痕以及刑具还职办差，这不仅是长时间地凌辱戴罪者，也是对其他人的儆诫。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戴罪立功毕竟是免死，因此它又是酷刑中的活刑，许多犯罪者都想得到这个机会。

关于戴罪立功，朱元璋有个观念很有意思，有科举功名以及取得“监生”资格的，优先考虑。

朱元璋认为，读书人十年寒窗，考取功名正是“显扬祖宗、丰奉父母”的时候，如果因为犯罪而失去一切，实在是可惜。

难怪有人这么评价朱元璋，既求圣人理想，又行屠夫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