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讲到了洪武、永乐朝的明安关系以及明朝对安南的政策。而在洪武年间,有一个国家和安南极其相似,它与明朝接壤,也受过元朝"黩武"政策的侵扰,同样经历着君主被杀、政权更迭的局面,它就是高丽(后被朝鲜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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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想要建立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止之滨,莫非王臣"的世界,所以大明初立他就派使臣前去各国,昭示其"天下共主"的地位。
朱元璋始终认为,北方的蒙古政权是明朝最大的威胁,而对于其他各国,都要以德感化,让他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换言之,我朱元璋不屑于征讨藩国(也"不敢"征讨各国,结合前车之鉴)。所以,即使面对安南、高丽、日本等"不恭"行为,朱元璋也一忍再忍,终究没有大规模用兵。
与"不征"相对应的是"不干涉"。在明朝初年,北方边境的威胁尚未解除,相对于"肢体之患",朱元璋想要集中所有力量解决"心腹大患"。所以,他就尽量避免卷入别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去。
当然,作为"老大",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占城与安南同是明朝藩国,而当占城与高丽作战时向明朝请赐兵器,但朱元璋却回复道:
所请兵器,于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争夺,而朝廷独与占城,则是助尔相攻,其非抚安之义。
而对于琉球国三王并立,朱元璋都予以承认,而后三王同时进贡,属实一大奇观。可见,朱元璋的"扶危扶颤",很多时候表现为"无为而治"。
但是,虽然说明朝不干涉他国内政,却并不代表他就真的是啥也不干。洪武五年,朱元璋怒斥陈叔明的"篡位"之举,并"迫使"其谢罪并禅位。而对于新政权,朱元璋往往会先采取冷处理,刻意疏远,"诏书无故不轻往,使彼得以自由"。也就是说,既然你不安分,我也不打扰,不自己找罪受。
不难发现,朱元璋想要创造的世界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但又在其以务实精神为前提下,洪武时期的外交还算是成功。当然,这是基于本国利益未受损而言。
先说说高丽的外交政策
高丽从918年建国起,先后合并了新罗、百济,在朝鲜半岛建立起统一政权。
因为国力弱小(较于中原王朝),高丽不得不对周边的大国采取依附的政策。而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恰逢中原王朝最混乱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因此,高丽不得不审时度势,小心谨慎地与之建立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因势利导。强者我肯定打不得,弱者也不着急欺负,凡事都看情况。不过话虽如此,这种政策确实保全了高丽的发展。
而从后唐开始,高丽就向中原王朝称臣,到了元朝也不例外。除此之外,元朝还经常和高丽进行联姻。元顺帝曾被流放于高丽,而顺帝皇后也是高丽人。实际上,这就是元朝对于高丽国的间接控制。不光如此,元朝还通过驻军、设官的方式,建立起对高丽的层层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亲元势力诞生,当然这并不包括高丽恭愍王。
再谈谈恭愍王时期
可以说,高丽国与元朝渊源深厚,关系极为紧密,而新生的明政权则远远比不上。元顺帝曾"诏高丽王发兵至上都,听候调遣",而高丽国也照做了。元朝将灭时,也只剩高丽"奔问惟勤"。
事实上,高丽国王恭愍王非常想摆脱元朝的控制。因为没有什么蒙古血统,恭愍王的即位之路充满波折,而后"娶鲁国公主有力",元朝这才册封其为王。在统治时期,他就曾有过一次反元活动,元朝还声称要以八十万大军讨伐,不过作罢。
不过,恭愍王一个人的想法并不能代表朝中所有人的想法。在元顺帝出逃后,朝中亲元派与北元势力达成一致,共同抵抗明军的进攻。
这时候,朱元璋出来"挑事"了。为了巩固新生的明政权,他迫切地想要得到周边各国的承认,因此向高丽伸出了橄榄枝--"朕要册封你为高丽王"。
面对明朝的示好,虽然恭愍王本人想摆脱元朝统治,但为了国家大局,但不得不更加谨慎。像是之前对待辽金二国一样,高丽决定谁也不得罪,两个都朝贡。
但是从洪武二年开始,恭愍王就开始积极筹划攻打北元,这种决策是基于对时局的估计,以及恭愍王的"忍无可忍"。据《高丽史》的记载,高丽曾对北元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但事实上以旧元诸将对于高丽的"亲和"态度来看,高丽所言的进攻不过是军事试探。为什么这么做呢?对明朝示好,也不会让北元起疑。
应昌大捷后,明朝很快确定了辽东战局的优势地位,而恭愍王也宣布接受明朝的册封(行洪武年号)。
在此期间,高丽总计三次出兵辽东,"乃因其国久受元朝积威压抑,屡遭凌辱,今见元朝瓦解,乘机报复泄愤,并思藉以扩张领土。"没错,历代高丽国都把扩张领土作为自己的执政目标。虽然高丽和高句丽本无直接联系,但成宗时期的高丽大臣徐熙曾明确表示:
我国即高句丽之旧土,故号高丽。
而高丽恭愍王也秉承着"辽沈是吾国界,民是吾民"的观点,三次伐辽的目标都设定在高句丽早中期的政治中心--兀剌山城。然而辽沈地区遍及着残元势力,而且尚有明朝军队虎视眈眈,所以高丽在得到"旧土"后就立即撤离。主要目体现在高丽军的口号上:
凡迂河以东本国疆内之民,大小头目等,速自来朝,共享爵禄。其愿渡江为民者,官给粮种,各令安业。
也就是说,高丽此次军事行动倒不是来扩张疆土,而是来招抚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