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大蒙古国家建立，成吉思汗开始试探性的南下侵金，北方地区成为蒙金两方的战场，经济萧条，人民颠沛流离，被掳被杀不在少数，一部分为蒙古和世侯俘虏。随着蒙古军队的胜利，金朝开始南迁，原属于金朝的北方地区成为蒙古统治的范围，面对如此之大的地区，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统治者最难选择的问题。有人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这样的观点在蒙古各将领中占有不小的比例。
(资料图片)
最后还是选择封建生产方式，蒙古各将领要求把汉人之地变成牧场的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原因在于在归附蒙古与蒙古“语言、容貌及习惯等多相类同”的契丹人中，并不尽是披坚执锐的武夫，其中也不有器宏识远、经邦济世的干才。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时期，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有特殊的影响。经济方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阻止蒙古将中原农业地区变为牧场；第二劝阻大规摸杀戮和占有农奴，保持社会劳动力和国家税源；
大蒙古时期实行的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和政策，使多年受战乱的中原汉地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为以后元代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蒙古统治者在适应中原农业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在古代“农为天下之大本，有国家者，所当先务”。元朝初年，元世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其中有设立管理农业的朝廷机构、鼓励开荒、开展屯田、兴修水利等。
早在大蒙古时期，由于被征服国家多是农耕地区，因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就有采取屯田供给军粮的措施，“国初，用兵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多数契丹人也参加到屯田耕作的队伍。元朝建立以后，为了供应驻屯军队的需要或因军事上控扼之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屯田，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成为元代屯田的特点，元朝朝廷所能管辖的地区，大都推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契丹人作为元朝的属民，也大量加入到屯田的行列。
《元史》载：至元元年忽必烈下诏“发万户石抹乣札剌所部千人赴商州屯田”，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统计：枢密院所辖屯田人数27，533，亩数1，1614，673。在枢密院所辖的各卫中，契丹人占有一定的数目：“乣查刺军一百四十五人；乣叱刺四百六十六人”。除此之外，枢密院所辖屯田地点有霸州、大宁等处，通过分析清晰发现霸州在各卫屯田地点中占有重要位置（有明确屯田地点共有12处，霸州屯田就有4处）。
霸州早在大蒙古时期就有屯田的记录，石抹孛迭儿曾“任霸州等路元帅，并以黑军镇守固安水寨，令士兵屯田，且耕且战”。元朝建立后，继续选择霸州作为屯田地点，不仅考虑到霸州有先前的基础和优势，同时也认识到霸州的地理位置重要性，霸州是契丹人和主要有契丹人组成的黑军的重要聚居地，那么在霸州屯田的契丹人自然应占屯田人数中较大的比例。
契丹军作为汉军中的一种，他们自然要按照诏令的规定在镇守的地方实行屯田，而由于史料的缺乏，戍守的契丹军很难给予明确的数目，具体的屯点地点也不清楚，但可以从契丹万户、副万户、千户、百户官职中获得到一些信息，虽然契丹军中不尽全是契丹人，但是大多数是契丹人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通过了解契丹军职情况，基本上可以得出元代契丹人在全国各地的屯田的情况。
辽东契丹军是契丹部族军，他们主要承担镇守契丹聚居地区和保护契丹民众的职责，但是军饷的补给应该也主要通过屯田的方式来获得。元代建立后，在恢复农业生产过程中，忽必烈对兴修水利给予很高的重视。“迨我国朝，内设都水监，外立庸天司，郡县守令，皆知河防，兼渠堰，凡所以为生民计者，可谓周密而深远矣”。首先建立都水监中央机构和河渠司地方机构，“以兴举行水利、修理河堤为务”；
其次是选拔合格的水利人才和地方官吏；最后疏通渠道、开渠灌田。在元代地方官吏中，契丹出身的官吏占有一定的席位，此时的契丹官已经多半是通习儒学的文官，已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标准。特别是在官员迁徙法颁布后，极大地提高了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打击一批无所作为的闲官。都水少监、分都水监事石抹奉议任职任城，任城牐始坏，奏之中书省，易而新之。后石抹奉议“陶土为甓，采石于山，其财用所须，不费于官，不取于民，率指授役夫为之。
不数月，厥功告成。”耶律伯坚，字寿之，桓州人。气豪侠，喜与名士游。在清苑四年，民亲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犹思之，立石颂其德焉。擢为恩州同知。石抹奉议、耶律伯坚的为官所为，是契丹官在元代水利建设方面的部分反应。还有登州郡守移剌某，“山东自更叛乱，野多旷土，文用巡行劝励，无问幽僻。入登州境，见其垦辟有方，以郡守移剌某为能，作诗表异之”。有此可见这些契丹人在担任水利和地方职务期间，大都能做到尽职尽责，造福一方。
元代的交通运输业，包括陆上运输、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契丹在交通运输业方面与蒙古发生经济关系主要是内河运输。“布屯田以实边戍，通漕运以廪京都”，元朝的意识形态中心大都，远离当时的全国经济重心，需要渊源不断地调运所谓“南粮”（指来自江南地区的漕粮）和“北粮”（指来自中原地区的漕粮）入京。漕运维持漕运的畅通，对于北方及全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开通运河需要较多的民力（当然其中自然有契丹人）外，契丹人还担任漕运方面的长官，如元人胡诋遹在《瓜尔佳隐士墓志铭》中记载担任漕运长官的耶律公：“君讳秉直，字叔刚，姓瓜尔佳氏，女真人也……金亡，闲居于彰德，买田安阳…….府主萧侯，月馈廪粟，漕长耶律公，起公监大名税，皆不受。”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以牧场经营的畜牧业经济为主。畜牧业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农业对定居民族的重要性有着等同的价值。
契丹与蒙古都是我国历史上有着悠久历史的北方游牧民族，畜牧业是他们民族经济基础。契丹人虽在蒙元时期开始大规模的南下，但作为契丹故地的东北和西部地区依然留有不少契丹民众，从史书记载看，上述地区在辽朝就以畜牧为主，金朝，契丹人在上述地区开始屯聚守边，部分契丹人学会农耕，但大蒙古时期，随着战争的开端，原有农耕成果都得到很大的破坏，“国朝初用兵，辽东西最受屠戮。
契丹所置州县，多为废墟坏堞，野烟荒草，生气之萎，久而未复”，发展起来的农业经济也受到严重的摧残。特别是成吉思汗分封其弟孛鲁古台与耶律薛闍并为第三千户后，大量的蒙古人迁徙到契丹人居住地，人数远超过这一地区契丹人，到元代中后期，耶律留哥家族所带领的契丹人已不见于其他史料，之后这部分契丹人多被蒙古族所同化。蒙契民族的交流，使得契丹人在东北地区更多的发展畜牧经济。
另外通过元代辽阳地区岁入粮数（辽阳粮72，066石，占总计的0.59%）可知，辽阳地区的农业远远滞后于南方江浙和中原地区的农业，畜牧经济应占辽阳地区经济中的较大比例，也就是说在蒙元时期，契丹在辽阳地区以发展游牧经济为主。除辽阳地区外，元朝西部地区也是契丹出生和居住的区域，这一地区，因农业所需要气候、土壤、水利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很难得到较好的发展，游牧经济一直都占当地经济的重要位置。生长于西北地区的契丹人，自然要按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发展生产，发展游牧经济也是其必然的选择。
总之，蒙元时期，契丹与蒙古在经济方面关系联系紧密。契丹军屯为元代经济恢复发展和蒙古的长久统治做出巨大的贡献。契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游牧和农耕经验，对蒙古来说，获得契丹的生产、生活经验更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随着元帝国的形成，其文化也表现出多元的特征，不仅有来自中亚、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西南吐蕃的喇嘛教文化、西方欧洲的基督教文化，而且还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
在这些文化中，汉族文化因汉人与蒙古族地缘较近的关系和契丹人在汉蒙文化间所起的媒介作用，使得蒙古族更易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辽代，契丹贵族开始接受了汉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金代，契丹猛安谋克组织被推广至中原，原管户口分散到汉族人州县，加速了契丹汉化过程。金末，女真统治者实行“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的民族歧视政策，导致契丹人走上武装起义和投靠蒙古的道路。
大蒙古汗国建立前，以耶律阿海、耶律秃花兄弟为首的契丹人就已开始投靠蒙古。因阿海兄弟曾参加“班术尼河之盟”，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就更加紧密，这样阿海在蒙古地位自然就非同一般。耶律阿海投降蒙古后，将汉文化传播至蒙古地区。蒙古人受到汉文化影响的最早表现就是：原有的纪年方式从以草纪年到使用十二支辰、六甲轮流。每见月圆为一月；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又彭大雅《黑靼事略》：“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今用六甲轮流，皆汉人、女真、契丹教之。
若靼之本俗，初不理会得，但见草青则为一年，新月初生则为一月，人问其庚甲若干，则倒指而数几青草”。虽彭大雅言“汉人、女真、契丹教之”，但是在金末，契丹是投靠蒙古最早的民族，因而蒙古人改变原有的纪年方式应该是受到契丹人的影响。税收，是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维持朝廷开展各项工作的经济基础。制定固定的税收方式，是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持社会安定、长治久安的基本因素。
在大蒙古时期，“汉人无用论”一直都在蒙古高层意识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他们对于农耕文化更是缺少基本的了解，杀戮汉人，扩大牧场规模。但契丹人投靠到蒙古后，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和受蒙古最高统治者信任的有利条件，开始不断的传播新的管理方式和如何更好地处理复杂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得蒙古统治者了解到中原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