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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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新罗双方关系的微妙与复杂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吊祭、册立使者合并为同一使团，并未单独派遣，这属于新罗王的特权。而此时唐朝派遣使者吊祭的对象是新罗大臣——金文王，而非新罗王，这是唐罗交往史上独有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
655年，金文王去世，“唐皇帝遣使来吊，兼进赠紫衣一袭、腰带一条、彩绫罗一百匹、绡二百匹。王赠唐使者金帛尤厚。”金文王是新罗金春秋之子，是新罗首位留唐宿卫，开新罗入质宿卫的先河，对此后的唐罗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唐罗联盟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唐朝专门遣使吊祭。
征兵使者
征兵使者是唐王朝派往新罗执行征兵任务的使者。这一时期征兵使者主要是为了唐罗结盟联合军事行动的需要。龙朔元年（661），刘仁愿、刘仁轨等部分留守百济将士被福信、道琛率领的百济复兴军包围，唐军人少，因此“上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
《三国史记》亦有类似记载。该年六月，入唐宿卫金仁问、儒敦回到新罗转达敕命：“皇帝已遣苏定方领水陆三十五道兵伐高句丽，遂命王举兵相应。”此次征兵的目的是唐罗联军同伐高句丽。
到了文武王七年（667）“高宗命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又征我兵从多谷、海谷二道，以会平壤。”此次征兵的目的仍是为了灭亡高句丽。以上三次征兵使者皆是为了灭亡高句丽，这是唐罗两国共同的目标，也符合新罗的诉求。因此，不足以体现唐罗间宗藩关系背景下的“事大主义”征兵活动。
会盟使者
唐朝的会盟使者主要存在于唐朝与吐蕃关系之中，唐朝与吐蕃是直接参与的，而朝鲜半岛会盟使者与此不同。唐朝遣朝鲜半岛会盟使者的使命是主持新罗和百济会盟，其目的在于使新罗和百济和平相处，起调停和解的作用。
唐罗联军战胜百济复兴军后，唐朝任命百济义慈王为熊津都督，以安抚百济余众，同时为了防止新罗侵占百济故地。
为达成罗济会盟，唐朝两次下达敕命要求新罗与百济会盟，被新罗以“任存未降”和“百济奸诈百端，反复不恒，今虽共相盟会，于后恐有噬脐之患”为借口拒绝，但此时百济早已没有东山再起的能力，当时百济熊津都督府的主要领导者是唐将刘仁轨，不存在新罗所说的问题。
最终于664年“二月角干金仁问、伊湌天存与唐敕使刘仁愿、百济扶余隆，同盟于熊津。”此次会盟新罗文武王并未参加，说明新罗并不想与百济会盟，只是因高句丽未灭不能得罪大唐，唐朝也不满意此次会盟的结果。
因此，第二年再次会盟，“（文武王）五年秋八月，王与敕使刘仁愿、熊津都督扶余隆盟于熊津就利山。”此次会盟罗、济双方最高统治者文武王、扶余隆均已到场，并歃血为盟，由刘仁愿主持，刘仁轨作盟辞，并将盟书存放在新罗宗庙之内。但此次会盟仍然没有起到实质的效果，百济逐渐被新罗蚕食。
宣谕（诏、敕）使者，这类使者大部分出现于唐前期，这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唐罗宗藩关系处于发展之中，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规范。根据这些使命的不同，可将其具体分为沟通军情、传达政令、要求献物等。
沟通军情
这类使者主要存在于唐罗联盟攻打百济、高句丽时期，由于联合军事行动需要沟通军情，因此频频遣使传达皇帝诏命。
贞观十九年，庄元表、段智君等人前往新罗的目的就在于联合新罗，攻打高句丽。唐罗联军平百济后，唐高宗任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并遣其赴三年山城传诏并赐物给新罗武烈王金春秋，可能是为了嘉奖新罗在平百济之事上的功劳，并商讨对百济故地的治理。
其余诏命主要是针对新罗文武王，目的在于征讨高句丽，唐高宗为了统一军事部署，派遣使者传达征讨高句丽的军期并任命新罗王及新罗将军，使唐罗联军能够发挥最大的军事作用。
还有刘德敏、刘仁愿、刘仁轨等人传达唐高宗的敕旨，能够合理的统筹、部署唐罗联军，为攻灭百济、高句丽提供了有利条件。
传达政令
在唐罗之间发生重大事件时，唐朝也会采取措施以敕命的方式传达给新罗。龙朔元年（661），唐朝改年号，曾遣使新罗传旨改元。从现存诸多新罗碑铭可知，新罗均以唐朝皇帝年号纪年。那么传达唐朝改年号的使者应该还有很多，只是现存史料记载较少。
龙朔三年（663）四月，“诏以新罗国置鸡林州大都督府，仍授法敏鸡林大都督府。”说明唐朝有意将新罗纳入“羁縻府州体系”之内。然而，事与愿违，新罗始终是名义上的“鸡林州”，其本质则是唐朝独立的藩属国。这两次宣敕都是唐朝对新罗加强控制的表现。
唐罗联军灭亡高句丽后，新罗文武王为了统一朝鲜半岛，接纳高句丽叛民，又争夺百济故地并派兵驻守。因此，唐高宗大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
后派遣刘仁轨等率军攻打新罗，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文武王便遣使入唐谢罪，于是金仁问行至半路返回唐朝，唐朝恢复文武王的官爵。然而百济、高丽故地终为新罗所并。这两次出使对唐罗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唐罗关系进入冷淡期，双方往来较少。
要求献物
唐朝还遣使要求新罗献物，这一时期的贡物有明显的实用性。669年，唐朝僧人法安前往新罗，传达唐高宗的命令，要求新罗进献磁石。磁石在古代用途众多，其既可以用于制作“司南”、还可以入药，唐高宗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很可能将其用于制药。
该年，“冬，唐使到，传诏，与努师仇珍川沙湌回。天子降使求之，即遣福汉大奈麻献木。”由于新罗努师仇珍川制造弓弩的技术先进，唐高宗派遣使者命其入大唐传授制作方法，弓弩作为先进的军事技术，仇珍川不想将其传授给大唐，借口唐朝的木料不符合制作要求。
因此唐高宗又遣使命新罗献木，仍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仇珍川称木材过海，被湿气所侵。669年百济、高句丽已相继灭亡，唐罗关系日益紧张，在此背景下新罗更不可能将技术传给大唐。唐高宗对此了然于胸，所以此举很有可能是对新罗的试探。
使者的官职与品级
这一时期，使者官职可考的有10人（刘仁愿两次出使官职不同，不包括新罗人），官职涉及较多，有朝散大夫、右卫勋卫旅帅、太常丞、左卫中郎将、熊津都督、含资道总管、嵎夷道行军长史、右威卫将军、唐留镇将军（熊津都督），
辽东道安抚副大使、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熊津道安抚大使、百济司马、礼部侍郎等等，以武官为主，文官较少。
使者的品级从正三品至正七品下，武官品级高于文官，且这一时期使者的品级是唐罗交往五个时期中最高的。这种现象与相关学者“唐前期使者多兼摄鸿胪卿”的观点略有差异，体现了这一时期唐罗关系的独特性。
遣使就是为了配合唐罗联盟及其崩溃期间的军事活动。这10位使者中，武官有7位，其出使主要是为了沟通军情。
文官仅3位，分别是朝散大夫庄元表、太常丞张文收和礼部侍郎乐鹏龟，他们的使命也大有不同。庄元表的使命是沟通军情，共伐高句丽。张文收的使命是“持节吊祭，以春秋袭王。”吊祭真德王，册立武烈王金春秋，行使唐朝作为宗主国的权力，以维护唐罗宗藩关系。乐鹏龟的使命是审查望德寺。
唐罗联盟崩溃之际，新罗一面加紧蚕食百济、高丽故地，导致唐罗战争爆发，又一面遣使谢罪，“厚荷上国之恩，一统三国，欲报之德，新创天王寺于狼山之南，祝皇寿万岁，长开法席而已。”
因此，乐鹏龟奉命审查望德寺，然而其到达新罗后，受到新罗的多方阻挠并以一千两黄金贿赂，始终未能进入该寺，其回到唐朝称该寺仅为皇帝祈福而已。
结语
总的来说，这种行为说明了新罗在遵守唐朝天下秩序的前提下，极力维护本国利益，反映出这一时期唐罗双方关系的微妙与复杂之处。而乐鹏龟的失职，可能会误导唐高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