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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城内的鲁故宫西北、今曲阜城北孔林神道的西侧，有一处隆起的大土堆，高敞宏阔，林木苍郁，世称“伯禽台”，又名“鲁公台”。相传，这里是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当年登临西向望父的地方。因此，当地人又叫做“望父台”。伯禽是西周初期王朝宰辅周公旦的长子，周文王之孙。他自幼生活在周都镐京，亲受严父教诲，养成了宽厚孝悌的品德和刚毅正直的性格。还在周成王刚刚即位时，周公为了继续施行对成王的教化，特意把伯禽叫来陪伴成王。每当遇到成王有了过错，周公便把伯禽痛打一顿。这样，虽然成王没有受到责备，但内心却比受到责备还要难受，因而不得不勉力学习，后来成了一位恭谨勤勉的天子。这就是古代文献中记述的“抗(举)世子法”。

早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为了巩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周王朝实行了全国大分封。东方的殷商遗民太多，反周力量雄厚，形势上比较复杂，统治起来比较困难，周武王便将朝中两个最有经验的大臣姜太公和周公分封于东方，建立了齐、鲁两个大诸侯国。可是，周公要留相武王，不能东行就国，接着武王崩逝，年幼的成王继位，辅政的周公更不能离开镐京。东方的纣王之子武庚联合“三监”叛周，故商奄国和徐、淮皆起兵响应。周公奉成王东征，三年，平息了叛乱。于是，成王封周公长子伯禽代父赴鲁就封，为周王朝东方的藩屏。

周公对远距京的少吴之墟、故奄地曲阜所处股商旧势力包围的凶险形势，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对年青的伯禽东行就封也更加重视。尤其是成王优厚的赏赐，特别使周公对外出独当大任的儿子能否虚怀若谷更为关心。伯禽临来曲阜之前，周公就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的地位与天下人相比，也不算低贱了。但是我仍然时刻小心谨慎，虚己待人。我常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礼贤下士，还有恐失去天下的贤才。你现在要到鲁国去了，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可以傲慢别人啊!”

可以想见，周公这位奴隶主政治家真称得上是“舐犊情深”了，他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够深谋远虑，谨言慎行，以治理好鲁国啊!据记载，当年孔子适周赴洛邑时，曾在太庙右陛前见过这种金人。当他把上述的内容读给弟子听了后说:“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极力夸赞这段话所寓示的位尊勿骄、谦虚谨慎、后发制人、以卑制高等辩证法和处世统治术。

伯禽赴鲁就封不久，果然面临着凶险的局势。叛服无常的徐戎、淮夷和南方楚国等，以伯禽初到日浅，少不谙世，便联合起来夹击鲁国，兵临城下，致使“东郊不开”。年青的国君伯禽却显示出临危不惧、坚毅果决的政治家风度。他首先飞檄周围700里内外的小国，整饬戎备，砥砺部伍，清除道路，约定会期，然后作《费誓》，与各国会合誓师，严明律令:装备好你们的甲胄，不准有欠缺;不准盗窃别人的马牛，不准诱胁别人的臣妾(奴隶)。丢失的马牛必须找回来，不许藏匿。否则，将处以惩罚。伯禽指挥各国联军协同作战，并在齐国军队的配合下，采用武力和攻心并举的战略，彻底征服了徐、淮，使“淮夷来同，莫不率从”，无敢再有觊觎者，从而安定了鲁国。

伯禽平夷定鲁后，着手治理鲁国。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按照周公制定的礼法，“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对几乎全是殷商遗民的故奄地的鲁国进行了一番大的改造:“革其俗，变其礼”，三年而后，伯禽方至镐京，报政述职。周公问道:“为何用那么长时间才来报政呢?”伯禽说:“我在鲁国移风易俗，变革礼仪，丧三年然后除服，所以到现在才来报政。”周公听了，不禁想起当年姜太公吕望受封于齐后，仅5个月就回镐京报政的事。当时周公问太公:“怎么这么快就来报政?”太公回答:“我废除了那些繁礼缛节，一切礼仪都入乡随俗罢了。”现在周公拿齐、鲁相比较，不仅没赞扬伯禽，反而埋怨他太缺乏从政经验。便对他说:“处理政务，既不能太简单，也不必太麻烦。如果为政不求简易，民众都不能亲近国君;如果为政平易近人，人民就会归顺国君了。”他长叹一声说:“哎呀!鲁国的后人必然要北面事齐了!

伯禽归鲁后，时时回味父亲的教诲，励精图治。在少数周人以武力征服东方后，统治治理这片股商文化根深蒂固的商奄遗民的国度，并非易事。但是，伯禽能充分利用王朝赐予鲁国礼乐文化和“股民六族”的优势，注重教化，发展生产，数十年间，即政绩卓著。从而奠定了鲁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开拓了鲁国的疆域，使鲁国辖地北达泰山脚下，南临淮泗流域，东连龟蒙诸山，西濒大野之泽，确实起到了“大启尔宇，为周室辅”的作用，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一个重要邦国。

伯禽在位四十六年，因病而卒，葬于鲁城东防山西麓。据说，伯禽在世时，每当遇有大事不好决定时，便会信步走出鲁宫城的后门，西行不远，登上那座高峻的土台，引颈西往镐京的方向仰望、沉思，遥寄怀念父亲的情思，重温父亲当年的教导，领悟治国处世的道理，而对国家大事做出可否的决断。人们对鲁公的这一举动予以欣赏和怀念，几千年来，一直把这个土台当作象征物而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