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文定

(相关资料图)

字数：10486，阅读时间：约27分钟

编者按：提到日本历史，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日本武士。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形成跟中国不同的武士文化和武士制度呢？其实，军事制度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中诸般体制的一部分，虽然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由经济因素（譬如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当我们要谈日本平安时代军事制度的时候，就不可能离开当时的经济制度；本文，讲以军事制度结合经济制度的视角，去整体的看一看8到11世纪、日本武士制度形成、古代日本军事体制变迁的大体脉络吧。

作为人，日本贵族们自然需要满足吃喝拉撒的基本需求；作为统治阶级，贵族们更需要满足骄奢淫逸的“高等”需求。那么，能够稳定供给他们所需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相适应的诸般体制，当然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成体系的诸般体制自然也不得不或被动、或主动地做出相应的调整。

毛病一堆的军团兵士制

在中国隋、唐律令制的影响下，日本推行了一连串的国政改革，据说是始自大化二年（646年）的“大化改新”。但从实际来看，正式导入律令制很可能是自7世纪的60年代才开始的。

660年7月，朝鲜半岛三国之一的百济在唐、新罗联军的围攻下灭亡。之后倭国（日本）支援百济复国的种种努力，最终在663年10月白江口之战（白村江之战）的惨败中灰飞烟灭。半岛三国中实力最强的高句丽，则经历了唐帝国的三次大规模出兵（644—645年、661年、667—668年），终于在668年10月遭唐、新罗联军攻灭。白江口之战惨败后，倭国在朝鲜半岛的相关权益丧失殆尽，同唐帝国、新罗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如此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倭国朝廷产生了空前的危机感。

为了应对唐帝国、新罗对日本列岛直接入侵的可能，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为首的倭国朝廷，在大宰府修筑了水城，在九州岛北部至濑户内海沿岸的西日本各地要冲，修筑了朝鲜式山城等防御设施，并设置了烽火之类的预警措施；又在九州岛北部，以及壹岐岛、对马岛配置了守备力量“防人”。

同时，倭国朝廷分别于665年、667年、669年，三次派出送唐客使或遣唐使，试图缓和与唐帝国的关系。然而，要想在拥有压倒性综合国力的唐帝国的威胁下保全自身，倭国这般国力贫弱、体制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通过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等国家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以求迅速提高国力，也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初唐的强大，一定程度上来看，是建立在唐朝（继承自隋）律令制度基础之上的。仿效唐所实行的律令制来进行国政改革，由此时的日本看来是当然选择。随着天智朝（668—672年）制定的《近江令》（是否实际存在目前存疑），天武朝后期至持统初（681—689年）制定的《飞鸟净御原令》，直到大宝元年（701年）日本第一部完全意义的律令法典《大宝律令》——这些法令的相继颁布施行，意味着律令制在日本逐步得到了正式的确立。

在此过程中，朝廷对旧有的中央、地方豪族，皇族，以及外来移民上层进行再编，建立了新的官僚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分别设置了新的地方行政单位“令制国”。这些“令制国”由中央派遣的四等官（即“国司”）负责治理，不同于以往地方豪族“国造”治下的“国”、“县主”治下的“县”。而最关键的是，新的“公地公民制”作为律令制的基盘，取代了以往的“私地私民制”。

正式导入律令制之前，不论大王（天皇）、王族，抑或中央、地方的豪族，他们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民众，都是由他们私人所有的。律令制确立后，至少在名义上，日本全土与全民便都归属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所有了。

天皇很大程度上即是国家的人格化，“天皇所有”相当于“国家所有”，也就是说所谓“公有”了。由此出发，在日本全国订立了户籍制度，实行了新的土地制度（班田收授法），制定了相应的税赋制度（租、庸、调、杂徭），并编制了记录户口、土地关系、租税详情等文书（计账）。这一切，正是新的军事制度——“军团兵士制”赖以存在的基础。

每3名正丁中征发1人（也有说实际施行时一般1户征发1人）服兵役，称之为“兵士”。一般以数郡范围内的200至1000名兵士，编成1个“军团”。每个令制国设置少则1个，多则7个军团。这样的军团兵士制，正式实行的具体时间史无明载。

至早可能在日本第一次订立全国户籍的670年（庚午年籍），抑或在日本第二次订立全国户籍的690年（庚寅年籍）便已逐步推行，但更有可能是伴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才正式实行的。然而这般建立、编成、保有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对于一个数十年前。主要军力还得依靠豪族私兵的国家而言，步子迈得似乎有些太大了。

说到底，这是被当时东亚地区巨大的军事压力给逼出来的。因此，军团兵士制打一开始就面临着不少问题：

第一，征发兵士的来源“正丁”，是指课口中21～60岁（757年改为22～60岁）的健康男子。这样的兵役说白了，是建立在获得国家授予田地之上的义务。但获授田地之人中，首先有一部分就不属于课口，比如皇族、拥有从八位下以上位阶者、荫子荫孙、女性良人、16岁（757年改为17岁）以下及65岁以上男性良人、患有中度或重度残疾的男性良人，以及贱民等。

其次，课口中除去中男、次丁，以及封户、杂色人之外，仍有一些人是被免除兵役的，比如：（从八位下以上官员以外的）官吏、有勋者、医师等。也就是说，军团兵士制的兵役负担是集中在所谓“公民”，或者更准确地说——“班田农民”身上的。总体规模约20万的军团兵士常备军，即便对于8世纪日本约500～600万的总人口而言，也是相当沉重的兵役负担。何况真正承受兵役负担的班田农民只占总人口的一部分（虽然当时是占一大部分）。

第二，军团兵士的粮食、武器、装备、用具，除了公用的驮马，以及禁止民众私有的军乐器、弩等之外，全部都需要兵士自备，或自费集中制造、购买。这些对于不富裕的（亦即大多数的）班田农民而言，是一笔高昂的开支。当班田农民家庭被沉重的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服兵役带来的劳动力损失与大额支出，更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谓“一人当兵、全家灭亡”。

第三，轮替征发的兵士，理论上的服役情况是这样的——编入所属的当地军团，分番交替完成训练、维修、警备、押运、追捕等任务，服役时间为60天；或被选拔成为赴京都守备宫城的“卫士”，服役时间为1年；或被派往九州北部边疆充当“防人”，服役时间为3年；或如对外出征、对内讨伐等大规模军事行动，服役时间不定。总体而言，一名兵士一生中要求服役至少满3年。

然而实际执行时，由于常有兵士死亡或逃跑造成缺额，又常有主管官员出于私人目的役使兵士（比如役使兵士为主管官员开垦荒地），因此兵士的单次服役时间和一生服役时间往往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延长。尤其是九州地区的防人和东北地区的镇兵，长时期内都只由东国的兵士派充，服役地路途遥远、服役期时间漫长，使东国的班田农民苦不堪言。

在有着这些问题的军事制度之下，兵士们普遍缺乏训练、装备不足、士气低落、军事素养差。因此，军团兵士制在开始实行没多久的8世纪前期，就已经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了，仅仅维持而已。这个时期，朝廷为了解决战力不足问题，采取了募集志愿兵，鼓励义勇军，收编使用俘囚等多种方式，试图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其中有一种方式，后来成为一定程度上取代军团兵士制的新军事制度，那就是“健儿”。

精兵减员为哪般？

所谓“健儿”，乃是由郡司子弟和有力农民（班田农民中的少数富裕阶层）之中，2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弓马娴熟者应征组成的部队。与预想中用于步兵大规模集团作战的军团不同，是以少数精锐方针编成的。在8世纪前期创设后，经过停废和恢复，至8世纪末的延历十一年（792年）6月，终于在除东北地区的陆奥、出羽两国，北陆地区的佐渡国，以及九州地区的西海道诸国以外的地方，全面废止军团兵士制，以健儿制取而代之。

相较一国动辄数千名的军团兵士，健儿的员额要少得多。实行健儿制的诸令制国中，员额最多的如近江、常陆，也只各设置了200名，最少的如和泉，则仅仅设置了20名。同时，即便仍然维持军团兵士制的地方，军团的规模亦在一步一步地缩小。造成这种“精兵减员”变化的直接原因，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是国际关系，一是生产关系。

首先，推行军团兵士制的出发点，便是预计将会与唐帝国、新罗这样的外敌，爆发以步兵大规模集团对抗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战争。随着日唐关系的逐渐好转，对唐作战的可能性锐减。然而日本同关系好转地更早、更快、更大幅度的新罗之间，却长期隐隐存在着军事冲突的可能。这源自于日罗之间互相认知的矛盾。

670年，曾经的亲密盟友——新罗和唐帝国之间爆发战争。虽然新罗一直维持着与唐帝国的朝贡册封关系，使用唐帝国的年号，并积极从唐帝国导入律令制度。但即便如此，在唐罗战争结束（676年）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国的关系依然比较紧张。日本朝廷自天武朝（673—686年）开始执行的亲新罗外交方针，正是出于两个与唐帝国关系不佳的弱国“同病相怜”的现实考量。

可是，“同病相怜”并不意味着“对等”（至少日方不这么认为）。随着律令国家体制的正式确立，日本在唐帝国的影响下同时萌发了以“小中华帝国”自居的意识。同新罗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就被日本朝廷有意识地向宗主国与从属国的关系上推进起来。

而对业已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来说，一个甚至某种程度上仍在借助半岛获取先进技术、文化的相对后进国家，居然以“小中华帝国”自居，妄图成为自己的宗主国，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当然，不可接受归不可接受，在国际政治环境迫使之下，暂时地虚与委蛇，答应一些看似忍辱负重，实则无伤大雅的“宗主国”要求，与此亦并不矛盾。但待到形势变化之时，新罗也就自然而然地对日本派来的遣新罗使“不恭”、“不见”、“不纳”起来了。这些导致了后来藤原仲麻吕主导的“新罗征讨计划”。

8世纪30年代，新罗与唐帝国的关系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东北亚形成了新罗与唐帝国靠拢、日本与渤海接近的新局面。对于“属国”新罗的不服从，日本必然是耿耿于怀的，天平九年（737年）朝堂中“新罗征讨论”的甚嚣尘上就是直接的反映。

但是，唐帝国对新罗的支援又是不能不顾忌的，因此对新罗的惩罚需要等待时机，这一等就等到了天平宝字二年（758年）。这一年，唐帝国陷入安史之乱的消息，经遣渤海使小野田守传回了日本国内。终于等到机会的日本朝廷，在主政者藤原仲麻吕（藤原恵美押胜）的主导下，正式准备征讨新罗。

到天平宝字五年（761年），设置东海、西海、南海三道节度使，编成征讨军，动员了军团兵士40700人、水手17360人、大小船只394艘。然而最终结果是，该计划因藤原仲麻吕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而流产。之后，日本朝廷更是基本放弃了直接出兵新罗的念头。须以步兵大规模集团作战对抗敌人的现实需求不复存在，这便是国际关系上促使日本军事制度变化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