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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的老板，唯恐别人不富贵而买不起他的车子；制造军火的军火商，唯恐自己的武器杀伤力不够，没人买他的武器。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心存爱憎吗？不是的，这是因为从事的职业不同促使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读了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诸侯相互攻伐；擅长兵法战略，就希望社会动荡，发生战争。这也是符合时事的说法，是人情世故的必然道理。所以，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这一道理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这种人情道理导致的后果，于是著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作《孝经》，以褒奖德行。防微杜渐，事先要有所防备，这就是圣人著书立说的根本用意所在。但是，执政者制定一种法律政策以治理国家，当这种法律政策出现弊端，就必定导致天下大乱。如果发生大乱，那又能用什么办法去补救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百姓，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固定不变的。

夏、商、周三代礼教不同，春秋五霸有法制变化，他们追求新异，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补救时弊。因此，国家和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忠诚之说、教化之道却有不同；代与代之间，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或皇或帝的名号却彼此有别。

这难道不是根据不同时世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根据情况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这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决定的。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法：王道的统治侧重用教化的方法；霸道的统治侧重用威慑手段；强国的政治采用强迫的办法。各有各的适用对象，不能相互替换。

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智慧的人虽然善于计谋，但不如顺应时代高明。”邹忌说：“一切政治教化无论形式或本质都是用来匡救时弊的，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由此看来，在本应该实行霸道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那就南辕北辙；在实行强国政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慑手段，那就不合理。如果时逢人心诡诈，传统道德观念遭到破坏，还想遵从先王的传统，推行德育教化，这就好比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禀告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政治，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要求能成就事业，而不去追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霸道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比不上夏、商、周三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一样的。

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