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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南瑶

11月27日，修缮后的“张园”西区即将全新揭幕，吸引了包括路威酩轩LVMH集团在内的众多国际企业参与。而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进博会期间，路威酩轩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吴越在LVMH展台主持了一场聚焦“张园”的对话，谈论了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我是上海的‘原住民’，我是南京西路街区的‘原住民’。我的小学、中学都在茂名北路上，小时候的同学、老师们不少曾住在‘张园’。由于感情深厚，我个人很高兴接受项目主管方邀请，参与为历经沧桑的‘张园’新生出谋划策，也特别投入这个项目的分享。”

往事尽付笑谈中

去恒隆广场采访吴越。尽管是著名高端品牌企业，他的集团办公室却不带奢华装饰，简洁方正紧凑，隐约透露出主人务实高效的风格。办公室紧临上海商城、锦沧文华广场，举目窗外是南京西路，向东不远处清晰可见“张园”修建工地，朝南还能看到他父母在陕西北路、延安路口的故居……一切都是他从小熟悉的街景。

吴越的母亲毕春芳,，是著名越剧流派创始人之一，给予了吴越台前幕后的潜移默化，为他奠定了特殊的人文底蕴。母亲过世后，吴越多次撰文悼念。念及母亲在“文革”时代被迫中断舞台生涯，1979年才重新“亮相”，53岁之后再创艺术辉煌，吴越说正是父母乐观处世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他和弟弟的成长，帮助他们建立了自立进取之心。明白世上少有一帆风顺，保有不折不挠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也能传承这样的家风。

不知是否乡愁愈浓，近年，吴越参与了不少上海人文交流的视频节目，在《吴问东西》的短视频中，他也述说了“张园”的故事。疫情停下了他国际差旅的脚步，给了他大量业余时间在上海寻根思故，“不是怀旧，不厚古薄今，而是助力历史走出档案馆，打动现代人”。

1980年出国，吴越说并没有刻意规划发展，而是本着开放的情怀和好奇心，努力吸纳新鲜、充实自我。“20世纪80年代去海外的人开始不多，后来渐渐随着祖国发展而借力顺势才形成潮流；但我没有迅速发财致富的本事，有十多年我在海外耐心、平静地过着平常生活，经历经济周期的起伏。幸运的是1985年起，有机会越来越频繁地回国差旅，慢慢重新认识我曾熟悉的祖国和家乡，感悟着中国的变化。”

因为1993年入职Dior的机缘，吴越带着十数年的丰富国际经历回到故乡。“我并没有带预期目标，只是充满对时尚行业的热爱和对中国市场的期盼来开拓市场”，他笑说，“那时候，‘关系’厉害的、有智有勇有谋的，应该都不会看上中国才刚刚萌芽的时尚行业。1993年秋，淮海伊势丹刚开张了几个月，很多人不知道，其最抢眼的进口化妆品楼面由屈臣氏代理经营，伊势丹自己干不了；展览中心对马路的波特曼商城，曾作为唯一有中央空调设施的高级公寓对外出租，一房难求；上海商城底层的屈臣氏，代表着顶级的进口化妆品零售商，大众觉得高不可攀呢。”一切听来如同胶片电影倒转：“同是1993年，中国第一批本土时尚杂志《时尚》和《新现代画报》分别问世；1994年1月1日，中国正式取缔‘外汇兑换券’（原来高端进口商品在国内的主要购买货币），进口商品完全可以用人民币零售购买，真正全面启动国内高端零售；同在1994年，路易威登在上海商城的街面开出了内地第二家专卖店；第一家是1992年开在当时北京王府饭店的地下室、以‘外汇兑换券’销售的专卖店——成为‘为中国客人服务’的新里程碑。”时过境迁，回味吴越回忆分享的这些发展节点颇有意思。

永葆逐浪少年心

穿越回时光的隧道，吴越提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许多严峻挑战，今天几乎难以想象：“20世纪90年代起步，除需要影响消费者之外，我们更为招募聘用合适的团队而伤神，为说服教育国内百货公司的合作而揪心。那时年轻人缺少前辈人带领指导，中年的只有老套经验。当时的新大学毕业生是 七零后，现在已到中年；入职的月薪在1200元左右，和今天差距很大；Dior的唇膏零售两百多元，倒和今天差不多；相比国内品牌的，当时不过十多元钱。”吴越还回忆起北京某大百货公司的主管，当时终于同意Dior入驻、建立形象专柜了，但先质疑专柜营业员穿品牌制服，又反对营业员自身使用化妆产品上岗，给出的理由是：“她们不是专业文艺工作者”。“最近二十多年来，八零后登场，九零后入职，九五后跟上，零零后也上班了。”吴越接着说起，“今年5月29日恒隆广场在一段疫情影响后重新开业，我看到集团旗下主要品牌的零零后、九五后员工纷纷争先恐后要求参与‘闭环准备’来上班，还看到在公共交通暂停营运、私家汽车尚未恢复使用的困难下，不少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客人步行前来等开门。中国的时尚产业和市场，‘天翻地覆慨而慷’,里里外外充分体现出年轻人的力量。崛起的年轻中等收入人群，提升的集体审美和对精致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展示出他们如何面对困难和他们对未来的积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