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么一种奇特现象。大一统王朝的末期总会爆发一场农民起义，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定律，汉唐明清概莫能外。但是这种由底层人民发动的革命运动到最后往往演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同计算机的运行模式一样，一次次系统崩溃，又一次次的开机重启。而之所以这样的历史周期会不断循环往复，究其缘由，这三点因素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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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纯的起义主体和目标。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每一次起义的主体人群是谁，其实名称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那就是农民。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古代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广大的农民阶层和手工业者才是当时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基本力量。这些善良的人们依靠自己的勤劳苦干，交粮纳贡，当差服役。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间破屋存身，有几亩瘦田耕种，有娃娃能承继香火，就足够了。如果不是被地主阶层压迫过甚，基本上是没有人会有勇气走上起义这条不归路。例如朱元璋，即使在身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时候，面对好友汤和邀请其加入义军队伍时，他也曾反复权衡，直到有人告诉说官府已经知晓此事，朱元璋才最终下定决心。所以对于这些终年劳作，世世代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来说，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即使参加起义最初也只是为了能吃口饱饭，至于所谓治国平天下，那根本就和他们毫无关系。

第二：过低的教育普及率。我认为，农民兄弟们参加义军之所以只是想谋求生存，除了现实需要之外，也和当时过低的教育普及率有很大关系。因为在古代，上学不像现在有国家一部分的资金补贴，更多的是要自己全额花钱，而对于普通人来说，繁重的生活负担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支撑。读书虽然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光宗耀祖，但解决生存需求才是现实中时刻要面对的问题。

然而，正是这过低的教育普及率使得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在遇到一些他们认知范围之外事情的时候，会特别敬畏和信服，这也就造成了每一次农民起义的发动者都会用这种手段来聚拢人心，从最初陈胜吴广的鱼腹藏字到清末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莫不如是。

另外，在信息和人际交流圈相对闭塞的古代，知识分子读书人总是会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如果说农民参加起义是为了生存，那这些瘦弱的文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就要复杂一些，这些人的心中往往都有着想建功立业的功名目的，在长期的相处观察中，他们会寻找到自己心目中的“明主”，从而对其施以影响，并最终改变起义队伍的整体成色，例如张良之于刘邦，李善长之于朱元璋等等。

第三：分辨不清的敌友关系。数十年前的一代伟人教员同志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在古代的农民起义中，这个问题往往是决定起义成败或是“颜色革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在起义之初，大家都是齐心合力，一致对外。可是当取得一定成就，掌握了权力或者占据一些财富，这些义军领袖们囿于自身的局限因素，必然会产生彼此之间的争权夺利，大家都想分胜利果实，自己做大做强，成功上位，在这位的心理作用下。双方立马会反目成仇，拔刀相向，昔日的朋友变成了一心要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敌。例如，朱元璋在出兵北伐前和同时起义的陈友谅，张士诚打得昏天黑地，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后，诸王立即反目，最终走向了灭亡的深渊。

穿越历史的长河，不难发现，尽管这样的起义运动贯穿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朝代兴替，但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变化，最终也只是蜕变成了一个改朝换代的工具。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到头来也只不过是给他人做嫁衣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