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图)

土司政区变动的背景

明代在广西非汉族群聚居区普遍推行土司制度，设置土司政区，对非汉族群进行管理。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土司制度也存在相应的问题。

土司制度在开始实施时，各土官因明朝的律法严格，故约束其行为。明中后期，吏治日益腐败，各级文武官员鱼肉土官，导致土官逐渐轻视朝廷。

当朝廷的实力变弱时，土官的实力却在日益增强，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明朝灭亡后，清初仍以笼络为主。

康熙时期，户部议定：“云、贵、川、广四省土司拖欠钱粮，土官考成则例。得旨，土司皆系边方世职，与在内有司官不同，不必照流官考成，按分数处分。”

对于土官所欠下的钱粮，仍遵循土官原先的考核方式，而不必按照流官的考核方式进行，以示安抚。不久西南地区爆发“三藩之乱”，清圣祖下令平定叛乱。

鉴于广西、云贵等地土司众多，为了拉拢这些土司，使其不致归附叛军。广西巡抚傅弘烈于是建议每招抚一地土司，都及时向其颁给印信。

需要及时颁给印信，才能使之听从，从而站在朝廷一边。

随着西南政局的稳定，明后期以来土官势力坐大的弊端日益暴露。至雍正时期，土官与土民出现的矛盾相对突出。

雍正二年（1724），“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

从清世宗的谕令中，土官作为地方官员，却漠视王法，置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无视其生命。对朝廷而言，天下之人皆为国家臣民，土官的做法显然触及清朝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统治秩序。

直到雍正时期，知府徐嘉宾上任后，受到土官报复的韦国耀，先遣其家属向官府申冤。

之后官府招抚韦国耀，通过调查发现韦国耀虽在以前曾抗拒逮捕，但如今年事已高，家人遭到土官杀害。如今投靠官府，应免其罪。随后官府拟议，今韦国耀投靠官府，而内六哨的土民一向拥护韦国耀，若将内六哨划给韦国耀管理，必将再起“动乱”。

于是恳请朝廷设置流官对该区域进行管理，以使得该区域安定。而外六哨仍由土官管辖，治所在凤山。

雍正七年（1729），云贵广西总督向朝廷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将东兰土州的内六哨改为东兰州，而外六哨则为东兰土分州（后亦称为凤山土分州）。

由此看来，东兰土州的政区性质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土属政区变成了流土并治的政区。雍正到光绪时期，除永定长官司的境域稍有扩大，其余土司政区的境域均呈缩少的状态。

一方面，反映出清廷仍需利用土官维持对民族地方的管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清王朝推行改土归流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土官的管辖范围呈收缩状态，土官的势力受到削弱。

到了清末，桂西北存留的土司政区逐渐由土属性质向流属性质转变，并在民国前期实现了全部改流。，清末桂西北土司政区的性质正发生较大的变动，一方面土官被废除，委派流官进行弹压，显然土司政区已经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有部分土司政区的管辖区域已经并入流官管辖区域，从土司政区转变成为流属政区。到了民国前期，桂西北的土司政区全部完成改土归流。

综上所述，明代桂西北所设置的土司政区，对维护地方的管理上也是起到一定的管理作用。

一直到清代，仍旧进行沿用大部分的土司政区。在雍正时期则将桂西北势力较大的东兰州韦氏土官，将其管辖区域一分为二，一半由流官管理，另一半则仍由该土官自行管理。而其他土司政区的土官仍然继续任用。

直到清末民国时期，桂西北的土司政区才相继地完成改流。这样说明了，桂西北地区改土归流的进程缓慢。然而，桂西北土司政区的设置因地区特殊情况而设置，之后由于非汉族群的“动乱”影响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则通过变动政区的方式，使其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管辖内。

因此，清朝统治者在广西推行改土归流，采取的是“改大”和“留小”融合的措施，并认为改土归流也只是一种统治的策略，即使未经过改流同样能够保持中央王朝对土官的有效管控，也有助于缓和族群之间的争斗，由此保留顺从朝廷管束的小土官也是行得通的。

所以，桂西北的政区变动也只是管理民族地区的方式之一，针对桂西北非汉族群“动乱”情况，采取军事管控策略则是最为直接的办法。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来关注楚君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