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果然很有料》-二百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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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干了点什么事呢？
说起来干了很多，财政、军事、等等，刘健屡有进言。史载刘健“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为他赢得了贤相的名声。
持正敢言是值得嘉许的，疗效就另说了。
前面提到过，朱佑樘的鸡血期大致在弘治七八年的时候就结束了，此后他开始进入漫长的倦怠期。
说他倦怠其实不对，至少表面上不全对。看起来朱佑樘依然是个纳谏如流的君主。有点脾气的皇帝，不同意的奏章会驳回，会留中不发，朱佑樘基本不见这样的记载。无论大臣提什么意见，只要不触及到他的底线，随处可见他“纳之”、“嘉纳”、“嘉纳之”。
纳归纳，办不办是另一回事。刘健成为内阁首辅已是弘治十一年，早就过了他老人家早年振作有为、裁撤弊政的鸡血时期。从中期开始，弘治皇帝就开始对国事表现得不那么感兴趣，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越了晚年的朱见深。
比如宪宗皇帝虽不喜单独召见大臣，也不喜欢听人讲经，至少门面功夫还是装点得很好，常朝、经筵一个不落。
朱佑樘就有点不讲究了，一个月三次的经筵被改为一年几次不说，连常朝也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大臣们的奏章他同意归同意，就是拖着不办，你能拿我怎样（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
另一方面，要找出他不那么虚心接受批评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如在对待张皇后一家的问题上。
我们要表扬朱佑樘同志践行一夫一妻制的先行者精神，也要批评弘治皇帝对外戚的纵容。总体来说明朝的外戚算是比较安分的，要在这么多家外戚里挑个闹腾得凶的，那就得排到弘治一朝。
朱佑樘只有一个张皇后，最受恩宠的外戚自然就是张家。
朱见深再宠爱万贵妃，也不过是授予万喜等人锦衣卫的虚职。朱佑樘直接就将张皇后父亲和两个兄弟封为侯爵，就连国舅张鹤龄的几个亲戚，也一并提拔为锦衣卫百户。
有了这份荣宠，张家兄弟不满足于做些开店设肄、败坏盐课的非法生意，还开始欺压百姓、夺民田庐。甚至太皇太后周氏娘家头上他们也敢动土，为了争田，周、张两家积怨越来越深。弘治九年，寿宁侯张鹤龄与长宁伯周彧因琐事纷争，聚众斗殴，一时轰动京城。
张家民愤越来越大，大臣开始不断上奏弹劾。由于张皇后的关系，朱佑樘不忍处罚两位舅爷，按他的性格，也不能一意孤行斥退大臣，于是在外戚问题上，弘治一朝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画风。
一次，司礼太监萧敬等宦官，和刑部侍郎屠勋等朝官一起，处置了二张兄弟侵占民田的家奴。张皇后听闻此事大怒，叱骂萧敬说：外面的朝官我管不了，你们太监本是家奴，也敢欺到头上？
朱佑樘在旁听到，也是怒不可遏，忍不住跟着妻子高声叱骂萧敬等人。
可一回头，等张皇后离开，朱佑樘便召来他们打招呼，说我方才是不得己，不能伤了皇后心，你们就当这事没发生过。赏你们每人五十两银子，这事别传到外面。
后来不知是谁嘴碎，事情终究还是传到外头去了，朱佑樘的一百两白银算打了水漂。
张家不知收敛，户部主事李梦阳忍无可忍，直言上书，写了有名的《应诏指陈疏》，直指张鹤龄“招纳无赖，网利贼民、夺人田土，拆人房屋，虏人子女，要截商货，占种盐课，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等诸多罪行。
如此指控相当于与张家刺刀见红，张鹤龄和他老母金夫人在皇帝面前泣诉不止，要求处死李梦阳。
朱佑樘并不糊涂，他明白李梦阳指控属实。他做不出迫害忠良那种事，可也不好拂了岳母和小舅子的面子。想来想去只好发扬和稀泥精神，一边切责张鹤龄，一边又将李梦阳下狱让张家解气，过几天随便找个理由将他释放。
这位李梦阳是弘治七年进士，著名的文坛复古派前七子领袖人物，善工书法，精于古文词。当时文坛魁首首推李东阳，他以“馆阁体”领导全国文坛。后起之秀李梦阳偏不服，他嘲笑这种文体拘恭有余不足，李梦阳提倡写文章要以秦汉文章为范本，写诗要以盛唐诗体为榜样，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李梦阳文章写得好，同时还是个暴脾气。没打到老虎还被反咬一口，即使获释他也怒不可遏。
皇上不给我做主？好办！我自己解决！
李主事捋起袖子，找了两块板砖就蹲守在在张鹤龄下班必经之路。看到张国舅出现，李梦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出，举起板砖就拍了上去
张国舅哪知这个冤家如此手黑，措不及防，两颗牙齿当场不翼而飞。
更离奇的是事后，这位堂堂寿宁侯不知是心虚，还是怕了凶神恶煞的李梦阳，竟然不敢计较。
不过，对外臣有所顾忌，对内臣，张家兄弟就没那么客气。弘治对小舅子们的一再纵容，最终引发了一桩命案。
一回张家哥俩进宫参加晚宴，朱佑樘起身方便，这两人胆大包天，抓过皇上的帽子就套在了自己头上。
别说小舅子，亲儿子都不敢干这事，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这绝对是大逆不道。
朱佑樘的长随太监文鼎大怒，手持金瓜上前欲击打张氏兄弟，被当时另外一名受到宠信的太监李广阻止。
文鼎随后便以二张以“无人臣礼”为由，将此事上奏，要求朱佑樘处罚。谁料皇帝不但不处罚二张兄弟，反而让锦衣卫将文鼎下狱，张皇后更指使李广将文鼎杖杀于狱中。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满朝官员上书弹劾张氏兄弟，朱佑樘实在装不下去了，只能说了实话：朕只有这一门亲，再不必来说。
后来朱佑樘才明白文鼎被冤杀，颇有悔意，命以礼收葬，并亲自为他写下悼词。但也仅此而已，张皇后和她兄弟并未受到惩罚。
骄纵外戚是弘治一朝无可辩驳的失政。可以说，朱佑樘既爱张皇后，又怕张皇后。为了让皇后高兴，他总是尽可能满足张家人的欲望，宁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也不忍指责爱妻；身为皇帝他又不能不考虑国计民生，面对大臣责难，不得不连哄带骗处处敷衍。
一个皇帝活得这样也是挺累的。弘治十八年，朱佑樘因北方旱灾而祈祷求雨时偶感风寒，服药后鼻血不止，竟致不治，驾崩于乾清宫，得年仅三十六岁。
后世给了朱佑樘极高的评价，将他奉为不世出的明君。万历年间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将他的统治称为“弘治中兴”。
以我看来，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朱佑樘虽不是昏庸之辈，但也决非中兴明主，他能博得后人如此美誉，实在值得深思。
文官们对他很满意，所以把中兴的标准被放低了。表面的稳定终究不能掩盖社会矛盾的持续积累。到了弘治末年，已是国库空虚、边防废弛、流民日增、“民穷财尽”。就算不说是烂摊子，也跟所谓的中兴盛世半点搭不上关系。
如果真要说中兴，那也应该和他老子连起来说，叫“成弘中兴”才对。
总体来说，朱佑樘的统治并没有超越父亲朱见深，在不少地方甚至还有倒退。比如河套、财政，还有让他烦心不已的外戚问题。
比较而言，弘治皇帝是位中规中矩的守成皇帝，所谓“勤政亲贤”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复杂的社会矛盾，危机正在潜滋暗长。
不管官方文件对他如何定性，那也都是别人的意思，朱佑樘自己的一番遗言，才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
弥留之际，他把太子朱厚照和几位大臣叫到床前，叮嘱道：
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乃得此疾，殆不能兴，故与先生们相见。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强也。朕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玩。凡天下事，先生们多费心，我知道。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十日成婚。至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东宫，今十五岁矣，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礼部举行。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先生们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
这段遗言里，关于他十八年的执政内容只有短短两句，绝大多数篇幅都留给了家人。其中提到的两个日期，都是关于妻儿，何年何日成婚，哪年哪月得子，记得清清楚楚。
人之将死，什么江山社稷，什么后世评价，都变得不重要了，只有家人才是他最大的慰藉与牵挂，这点皇帝也与常人无异。
知子莫若父，这是一个父亲临终前的谆谆教诲。朱佑樘明白做皇帝的难处，更明白这个儿子的性情。
既然你注定要成为皇帝，那么，就算你不能当个模范皇帝，也别当个昏君。
记住，做个好人就成。
在一部电视剧中，又将弘治皇帝弥留时的情境演绎了一番，看得出编剧是有深厚功底的。剧中，判官前来勾魂，与朱佑樘进行了如此一番对话：
判官：弘治皇帝，再看一眼你的儿子吧。这一走，就再也见不着了。
朱佑樘：不用挂心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判官：朱佑樘，你只活了三十六年，不觉得忒短了点么？你的儿子朱厚照，能不能治理好大明朝？
朱佑樘：这也不重要。跨过这生死线，我明白了，江山是主，人是客。我的儿子朱厚照，他过得快不快活，才是最重要的。
判官：那我来告诉你，你的儿子会活得比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快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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