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级大国公开撒泼耍赖
1993年8月3日,中国货轮“银河”号因为被美方怀疑运输了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原材料并将送往伊朗阿巴斯港,遭到美国军舰和飞机的跟踪和拦截,并被无理扣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口的公海上达22天之久。
其实早在7月23日美方就通过外交渠道联络中方,一口咬定“银河”号上有违禁的化学原料,但当中国要美方拿出证据来时,美方却百般狡赖,并威胁“将按照美国的法律原则来处理此事”。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耍无赖了,相当于一个人在街上跟踪另一个人,然后突然对路人说:我已经跟踪某人很久了,虽然他没有偷东西,但相信我,他一定是小偷!
遇到这种情况,路人大概率会回答他三个字:神经病!
一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竟不顾身份公然对我们撒泼耍赖,而我们还不得不奉陪,就因为它是超级大国。
尽管遭到美国军舰和军机的围堵,但“银河”号的船员们坚决不同意原路返回,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是默认船上真的有违禁化学品,也不同意美国军事人员上船检查,因为那就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
因此,货轮只能停在公海上,等待下一步的处置方案。
被美国飞机跟踪的“银河”号
“银河”号的船员们,在40多℃的波斯湾海面上忍受着酷暑、干渴、饥饿的折磨,但他们坚持不向美方屈服,也不要美国船送来的淡水、水果、蔬菜,他们没有给祖国丢脸。
最后“银河”号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接受了包括大量美方技术和军事人员在内的所谓“第三方”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船上确实没有任何违禁化学品,连一点点与违禁化学品有关的痕迹都没有,无可奈何的美方只能同意放行。
当“银河”号的船员于9月25日胜利回到天津港时,他们受到了祖国同胞英雄般的欢迎。
而我国很快也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美国方面不得不承认是情报有误导致的意外事件,但至于给我国造成损失的赔偿问题,在美方声明中根本一句都没有提及!
虽然事实证明船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生产化学武器的原材料,但美国竟然以莫须有的理由为借口,强迫中国船只接受其主导的调查团所谓登船“检查”,公然侵犯我国主权和尊严。
这次外交事件史称“银河”号事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队仗着武力强大公然在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以为可以给新中国来个下马威,结果遭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1965年美军赤膊上阵直接干涉越南内战,出动军队进入越南南部,但新中国很快做出坚决反应,派出铁道兵、防空兵部队抗美援越。
在持续长达10年的美国侵越战争中,美国遭到了比朝鲜战争更加惨痛的失败,并在得到新中国同意之后才于1975年灰溜溜撤出越南。
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的失败使得美国当局认识到,在中国家门口找中国的麻烦,只会让自己头破血流,并从尼克松政府开始采取对新中国的务实外交策略。
尼克松访华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并随即开启了两国短暂的“蜜月期”,但这一“蜜月期”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很快终结。
于是美国政府从8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华策略,从支持与合作转为全面压制,中美关系再一次出现严重倒退。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称霸世界的梦想,从二战结束后到现在,美国政府一直在世界上到处挑起战火,侵略他国,成了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障碍。
朝鲜战争后,美军不敢再在中国家门口的陆地上挑事,就转而等到中国船只离开国门,在公海上落单的时候搞一些小动作。
正因为这一次被美国得逞,所以尽管形式上以美国承认错误告终,但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我方代表沙祖康后来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连连说“窝囊、窝囊透了”。
一个国家的船舶,只要它开出了本国的边境线,就被视为是这个国家国土的延伸,属于这个国家的主权范围,这是一般人认知中的道理。
而“银河”号事件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船好好地在海上开着,美国人随意捏造一个理由,就可以侵犯你的主权,而且还派军队到你的“浮动国土”上来!
新中国成立四十四年了,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而且,这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另一个有核武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公然的挑衅。
归国后的“银河”号船员
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争气!
“银河”号事件发生后,时年已经64岁的孙家栋院士意识到美国人研发的GPS系统虽然已经十分普及,但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在关键时刻不可靠。
作为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孙家栋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同时他还担任当时中国主要探测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可以说忙的不得了。
但只要祖国需要,他随时都愿意再多承担一份责任:像卫星导航系统这样对于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国重器,必须牢牢控制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他立即找到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将军,对他说:“发展卫星导航,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在沈荣骏的大力支持下,二人向中央联名上书,建议启动中国的卫星导航工程项目。1994年12月,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系统工程获得国家批准,孙家栋兼任北斗一号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其实,研发国产导航系统的计划早在1985年就已经提出,但这一计划耗资巨大,当时的国家财力还负担不了,毕竟美国的GPS系统从1973年立项,到1994年已经投入了超过200亿美元,每年的维护费用就达5亿美元。
而1993年中国的GDP才4400多亿美元,当年国家拨给航天在内的7大技术领域的总预算一共才100亿元人民币。
北斗卫星研发团队成员在做测试
再苦,也不会比当年研发“东方红一号”时更苦,孙家栋带领北斗团队根据现有条件,提出了“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让卫星信号覆盖国内,第二步,进一步覆盖亚太地区,第三步,实现信号覆盖全球。
在计划中,它们分别得名为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
最初,北斗一号卫星的研发计划采用比较成熟的“东方红二号”平台,但这种平台有个致命弱点:没有太阳翼,功率比较小,所以性能不够理想。
孙家栋力排众议,决定使用新的“东方红三号”平台,实际上,这一平台的稳定性还有待验证,就在前几个月还发生过事故。
他和卫星总设计师范本尧研究发现,“东方红三号”的性能完全过关,但部分零件的质量存在一定问题。
于是孙家栋联系生产单位攻关,迅速解决了一些质量瓶颈,使“北斗一号”的研发进程大大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