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８１年第２次远征日本后，元朝首先处理了战后诸项事宜，如战争损失、战况报告等。在对远征相关机构和人事进行整顿时，征东行省也暂时废止。高丽南部的沿海地区需要随时做好准备，以应对日本的反攻。据报告，１２８２年正月间，在朝鲜半岛南部的金州，曾发生数起日本掠夺事件。不过，１２８２年开始至１２８３年，征东行省重新启动，开始筹备第３次远征，在中国江南和高丽，建造战舰、补充兵员、配置兵器、积蓄军粮等。高丽国王以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驸马的身份，比以前担负更大的责任，落实各项措施。当然，高丽那边也向元朝派遣使者，揣测元朝的真实意图，并尽可能力图减轻高丽的战争负担。几乎与元朝征日的同时，唆都等人也远征占城，但此后的进展并不顺利。此外，为了远征日本，元朝也曾试图借用重罪囚犯。于是，元朝陷入东方、南方两面作战的窘境，昂吉儿、崔彧、田忠良等人自然对远征日本计划提出反对或消极意见。普陀山僧如智提出遣使日本的方案即在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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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史》等元史史料中，并没有直接记载这一时期如智出使日本的情况，或许这次遣使最终并未成行，仅仅在记述此后王积翁、一宁一山出使日本情况时，对第９次日本遣使略有述及。在瑞溪周凤（１３９２—１４７３）《善邻国宝记》中收录有愚溪如智《接待庵记》这一珍贵史料。该史料分为前段和后段，前段包括至元二十年（癸未）八月如智奉旨与提举官王君治一起前往倭国始末的一系列记录，同时也包括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四月依旧奉旨与王积翁一起前往倭国的记录。前段结尾处注明该记录完成于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
关于如智、王君治出使日本一事，池内宏曾有相关研究，其中提到“他们历经八个月时间，在海上逗留了太久。或许是故意在海上久做停留，之后王君治表示不想再出使日本”。史料并没有说明王君治究竟为何人或出任何种提举官，同时也没有史料表明王君治的正使身份。但是，仅据《接待庵记》后段的记载可知，提供此次遣使契机的人正是如智本人。《接待庵记》后段收录了如智携带的《宣谕日本国诏》：又记《宣谕日本国诏》，文曰：“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谕日本国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觐，朕亦命使相报，已有定言，想置于汝心而不（志）［忘］也。顷因信使执而不返，我是以有舟师进问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彼辄不交一语而固拒王师。据彼已尝抗敌，于理不宜遣使。兹有补陀禅寺长老如智等陈奏，‘若复兴师致讨，多害生灵。彼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赍奉圣旨宣谕，则必多救生灵也，彼当自省，恳心（皈）［归］附。’准（奉）［奏］。今遣长老如智、提举王君治，奉诏往彼。夫和好之外，无余善焉；战争之外，无余恶焉。果能审此归顺，即同去使来朝。所以谕乎彼者，朕其祸福之变，天命识之。故诏示，想宜知悉。对于上述诏书，池内宏推测“可能并非原文”，并将诏书中“准奉”一句理解为“彼当自省，恳心归附准奉”。该诏书与第一次（第二次）遣使时大蒙古国皇帝致日本国王的国书相比，确实给人过于简短的印象。但是，笔者拟通过仅见于该诏书中的信息，来研究这次遣使的性质。首先要考虑的是原文中的“准奉”和“准奏”，究竟是诏书本身有误还是誊写时致误。王勇翻译该诏书为：“准奏，今遣如智长老和提举王君治。”除此之外，笔者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译法。
接下来，笔者拟通过“准奉”和“准奏”的用例进一步加以探讨。关于元代的“准奉”，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以下略称《元典章》）中有以下两个例子：
（１）至大元年......本台（行御史台）别无准奉明文，无所遵守。（《元典章》一二《吏部卷六·又·随路岁贡儒吏》）
（２）至元六年正月十七日，准奉右三部符文该。（《元典章》五七）
在上述两例中，“准奉”的含义均指某官司接受其上级官司的文书。在明朝史籍中，则有以下用例：
（１）臣等各准奉各该衙门关札。（《名臣经济录》卷三五《题为修饬武备以防不虞事》）
（２）臣等各准奉本衙门关札，署管后湖黄册。（《张庄僖文集》卷二《修理册库疏》）
（３）案验各准奉部院咨札，俱行该司会议。（《张庄僖文集》卷三《乞处补禄粮疏》）
上述３例中的“准奉”，均为接收文书之意。在宋代史籍中，亦有如下例子：
（１）所附到郑亿年申状，寻具奏闻，准奉圣旨，为已经放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八）
（２）西南北两路都统府差萧愈等赍到文字，准奉诏旨招谕者。（《大金吊伐录》卷四《辽主耶律延禧降表》）
（３）有诏，许存宗社，不害生灵，准奉太后戒命，举国内属。（《平宋录》卷下）
（４）如某粗修封管，准奉诏条，空竭愚驽，讵施方略，洎投恢网，益詟威灵。（《文恭集》卷三四《谢获群贼奖谕海用启》）
上述４例中的“准奉”，则指接受皇帝或南宋末谢太后等与皇帝平级的人的命令。此外，“准奏”一词多次出现在具有元朝法律文书集成性质的《元典章》中，例如：
（１）中统五年八月囗日，钦奉圣旨：
中书省奏“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
乞亦正名”事。准奏。可称中都路，其府号大兴。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元典章》一《诏令卷一·建国都诏》）
（２）至元四年十月，钦奉圣旨：“据中书省奏：‘管民官已行迁转，若是承袭，有碍迁转体例。今参议到职官自一品至七品承荫叙用条画，乞颁行’事。准奏。仰照依下项条画施行。”（《元典章》二二《户部卷八·榷茶运司条画》）
上引２例虽然内容简短，却是元代最常见的皇帝圣旨文书形式，其上奏主体、上奏文长短和事例的时期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某官司上奏皇帝后，针对这一上奏，皇帝采用“准奏”这一常套句型表示同意。“准奏”二字之后一般有皇帝的指示，但没有必要很长。于是，“皇帝圣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诏”体，蒙古语则表示为“Ｊａｒｌｉｇ”（圣言），其本身具有法律效力。换言之，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传达，只要皇帝的旨意（包括臣下的上奏和皇帝的裁决）以圣旨形式记录下来，均是有效的，同时也是重要的。由此可见，前文中提到的《宣谕日本国诏》，即使篇幅短小，也是一通名副其实的诏书。如前文所示，笔者认为《宣谕日本国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这个皇帝圣旨是写给日本国王的诏书，简要叙述了“元朝对日本外交的过程”，并且指出根据两国交涉过程以及武力侵略的理由，元朝原没有必要向日本派遣使者。笔者对这一部分内容存疑，后面将加以讨论。第二部分为“如智等人上奏”。如智对日本的佛教文化和风土人情非常期待，于是自己提出要出使日本，坚信可以使日本归附元朝。第三部分为“对陈奏的许可以及如智、王君治的任命”。这一部分明确指出元朝想与日本修好，若日本同意归顺，则派遣使者随元朝使者一起返朝复命。与第一次（第二次）遣使甚至是第４次遣使时的国书相比，该诏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使用武力等压迫性言论，认为福祸由天注定，也有观察日本方面对策的倾向。元朝对日本外交态度的这种转变，无疑是因为元朝对日本的第二次远征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是，诏书中提到的祸福转化的含义非常微妙，暗示了若日本归顺元朝则为福，悖逆便是祸。这对于镰仓幕府来说，可能需要提高警戒，因为这并非简单的得失问题，而是事关日本存亡的重大问题。
关于第一部分“元朝对日本外交的过程”，首先存疑的问题是，因为日本遣使入朝拜见皇帝（遣使入觐），皇帝也命令使者向日本作出回报（命使相报）。根据有限的先行研究成果可知，这种历史过程难以考证。但是，若根据世祖的各种言论来分析这种可能性的话，笔者认为有如下两种情况。最有力的证据是第５、６次遣使，即赵良弼出使日本的情况。至元七年（１２７０），作为秘书监的赵良弼接到了出使日本的命令。当时的国书被收录在《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至元（六）［七］年十二月条中。关于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问题，第４次遣使时，大蒙古国中书省颁布的国书（收录于《异国出契》）中有“以战舸万艘径压王城”。与这种描述相比，赵良弼此次携带的国书措辞较委婉，回到最初的国书措辞方式。
至元八年（文永八年、１２７１）九月，赵良弼和日本人弥四郎一起抵达九州。赵良弼主张应该先面见朝廷或幕府等日本方面主政者，然后把国书转交日本。至元九年二月，赵良弼让其心腹、书状官张铎带领弥四郎等１２名日本使者，经由高丽，返回元朝都城。元朝当时对日本使者的真实身份存有疑虑，也可理解为元朝怀疑这些使者前来大都的目的是刺探元朝国情。于是，元廷不仅没有宴请使者，还让他们与张铎、高丽随行者等人一起回国。在此期间，高丽国王接到元世祖的旨意，将其写给日本国王的国书送至日本。在日本时，弥四郎等使者尽力配合赵良弼的工作。尽管当时的元朝和高丽仍然心存疑虑，但也给予日本使者该有的待遇。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日本很有可能已经知道元朝的疑虑。赵良弼出使日本时，金有成被任命为书状官一同前往，据史料记载“日本承命，遣使朝元”。此外，在《善邻国宝记》卷上，文永八年辛未、咸淳八（七）年、至元八年条中，有如下记载：“日本遣使如元报聘。《元史》曰：日本始遣弥四郎者入朝，帝宴劳遣之。”该史料引用了《元史·日本传》的内容。作为答礼，日本派遣使者前往元朝。
后来，日本也无法否认曾有日本使者入朝元朝一事。元朝与日本的实质性接触，可能发生在第３、４次遣使之际。至元五年，黑的、殷弘等人与高丽的申思佺、潘阜等人在前往日本途中，到达对马时，遭到当地官员的袭击，使者们绑架了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并带回高丽。笔者推测，被绑架的二人可能是对马地方官府的下级职员。塔二郎、弥二郎在大蒙古国国都（中都）受到元世祖的召见并问话，二人向元世祖传达了感谢之情并得到优待，被准许返回日本。塔二郎、弥二郎被送还日本，而且高丽金有成向日本传达了大蒙古国的旨意，这就是第４次遣使活动。在元朝远征日本前的两国外交关系中，日本持续受到外国的压力，鲜有对外发声的机会，可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从以弥四郎为代表的数名日本使者，再到后来的塔二郎、弥二郎，他们最终均杳无音信。因为蒙古入侵日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被军事侵略所遮蔽，此次两国的外交交涉轶闻可能在日本史籍中被抹杀，否则不至于没有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