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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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遣新罗使者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维护唐罗之间的宗藩关系——特殊使命使者处理特殊事件的详情为：“延载元年四月二十九日，（金仁问）寝疾薨于帝都，享年六十六。讣闻，上震悼，赠襚加等，命朝散大夫、行司礼寺、太医署令陆元景、判官、朝散郎、直司礼寺某等，押送灵柩。”
关于金仁问在唐罗关系史上起到的特殊作用，学者对此已有研究，在此不赘。其七次往返于唐罗之间，对唐罗联盟灭亡百济、高句丽做出重大贡献。
在唐罗战争期间，其被任命为新罗王返回新罗，由于文武王遣使请罪，中途返回唐朝，此后一直在唐生活，直至死亡，武则天遣使扶送其灵柩归国，这是唐罗关系史中唯一的一次。
同时，这也是唐朝笼络新罗的一种手段，让新罗的贵族看到金仁问在唐朝被赐予高官厚禄并得以善终，有利于笼络新罗贵族，恢复唐罗关系的发展。
使者的作用
唐朝无论是遣使敕命新罗更改武烈王的庙号，还是册封新罗王，都意在强调唐罗宗藩君臣关系。
即便是在唐罗关系冷淡时期，唐朝仍然能够及时遣使册立神文王，并且能够正常执行，说明双方对宗藩关系都是认可的。这是唐罗关系的最低谷，反映了唐罗双方的底线是新罗认可唐朝的天下秩序，也为此后唐罗关系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从唐朝皇帝对新罗王薨逝后的表现来看，唐朝的吊祭之礼从没有任何表示到恩礼备至，反映了唐朝有意改善双方关系。这主要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与该时期唐朝的东北局势有很大的关系。而新罗方面，神文王也并未毫无底线的妥协，此时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并非突然，而是其一贯作风。
自唐罗宗藩关系建立之后，新罗便在宗藩关系的框架之内，极力争取、维护自身的权益，其在实质利益上非但毫无损失，还获益甚多，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与功利性。642年，新罗在走投无路的境遇下，积极向唐朝靠拢。
而643年，唐太宗提出的派遣宗室统治新罗，新罗对此充满戒备，并对唐朝攻打高句丽的配合比较消极。
唐罗联盟攻打百济之际，苏定方因新罗兵马延期，想要斩杀新罗督军金文颖，金庾信称：“大将军不见黄山之役，将以后期为罪，吾不能无罪而受辱，必先与唐军决战，然后破百济。”苏定方等害怕新罗兵变，释放了金文颖。面对强势的唐王朝，新罗毫不畏惧，反而是唐朝为了大局，对其较为容忍。
在唐罗关系的低谷，神文王没有派遣谢恩使，也没有更改武烈王金春秋的庙号，没有主动迎合唐朝。直到圣德王即位，为了加强王权，摆脱周边的危机，积极实施亲唐政策。此后唐罗双方的交往重点转向经济、文化领域，为新罗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使其能够立足于东亚世界。
遣使的背景
目前，部分学者将733年做为唐朝与统一新罗关系的分界线，认为渤海国的崛起导致了唐罗关系的恢复，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早在圣德王即位第二年（703），便遣使入唐朝贡，此后唐罗关系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使者往来频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发展。
新罗想要在东亚立足，必须与唐朝改善关系，圣德王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其即位之后，便展开了积极的亲唐外交，在位期间共向唐朝遣使46次。
唐朝方面，当时处于武则天统治的晚年，唐中宗被召回洛阳立为太子。圣德王二年，遣金思让入唐朝贡，次年金思让回国并献《最胜王经》。而《金光明最胜王经》于703年由义净翻译出来，并由唐中宗亲自作序。次年便被带回新罗，可能经过唐中宗的斡旋。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唐中宗定陵，发现有新罗使者石像并题名“金义让”，认为“金义让”为“金思让”，并认为唐中宗时期是唐罗双方从停滞到频繁交往的转折点。神龙三年（707），唐中宗授圣德王为骠骑大将军，这次封授提高了一个等级，反映了唐中宗对新罗政策转向积极。唐玄宗即位后，唐罗关系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
“先天元年（712），改名兴光。”唐玄宗即位后，因圣德王与其名字相同，派遣卢元敏赴新罗命圣德王改名，圣德王改名反映了其对唐罗宗藩君臣关系的认可。
唐玄宗对此非常满意，第二年遣使加授圣德王为“骠骑将军、特进、行左威卫大将军、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鸡林州刺史、上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开元二十一年（733），因渤海入寇登州，唐玄宗拜新罗人金思兰为太仆员外卿，遣其入新罗征兵讨伐靺鞨，再次加授圣德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
因天降大雪，道路被阻，新罗兵无功而返。次年，新罗王弟金忠信主动请求充任宁海军副使讨伐靺鞨，但未能成行。
开元二十三年（735），唐朝为了加强对渤海的军事威胁联络新罗，便满足了新罗在浿江驻军的要求，“近又得思兰表称，知卿欲于浿江置戍。既当渤海冲要，又与禄山相望，仍有远图，固是长策。且蕞尔渤海，久已逋诛，重劳师徒，未能扑灭。卿每疾恶，深用嘉之。警寇安边，有何不可。”
唐朝实际上承认了新罗对浿江以南的统治，唐罗疆界自此划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双方的矛盾冲突，有利于此后唐罗关系的发展。“新罗在事件中虽然是第三方，却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他受了唐方的厚礼，却在军事上无大损失，而且名正言顺地得到了浿江地区的控制权，加强了北疆的国防。”
安史之乱爆发后，新罗景德王听闻唐玄宗避难四川，仍遣使走水路逆长江而上到成都朝贡。唐玄宗非常感动，亲自撰写五言诗赐给景德王，反映了唐罗间的深切友谊。
“至如开元御寓，海不扬波，频锡王言，诞敷文德，仍以臣先祖兴光、宪英父子，但能慕善，累赐八分御札，莫不龙腾凤翻，彩牋由是益光，神笔至今犹润。”唐罗关系在唐玄宗与圣德王时期达到了顶峰，此后唐罗和平友好关系持续发展。
此外，唐朝还加强了与新罗权贵的交往。唐朝赐予新罗权贵物品早见于金文王和金庾信，鉴于此二人卓越的才能，不足为奇，在唐后期较为普遍。在唐玄宗与圣德王的书信中，多有“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领取。”的语句，这些物品应是赐给新罗王本人的，不惠及新罗权贵。
而在《敕新罗王金重熙书》中有：“今遣金献章等归国，并少有信物，具在别录，卿母及妃并副王宰相以下，各有赐物，至宜领之。”
说明唐王朝的赐物惠及新罗王室及权贵，反映出唐朝加强了与新罗权贵的交往，注意笼络权贵以加强对新罗的控制。808年新罗朝贡使金力奇入唐并上奏，唐朝于800年册封新罗王金俊邕、王妃及王太妃的册文，因韦丹中途返回滞留在中书省，希望能够带回新罗。唐朝答应了金力奇的请求，反映了新罗朝野对唐朝册封的高度认可。
唐朝还赐给新罗宰相金彦昇门戟，以达到笼络新罗权贵的目的，这种做法在此前是较少的，此后较为频繁。而金彦昇此后被新罗国人拥立为王，其在位16年间遣使入唐11次，可见唐朝策略的成功之处。
使者的类型
这一时期，新罗向唐朝遣使109次，平均每年0.78次，有贺正、朝贡、宿卫、献方物、谢恩、告哀、请求、庆贺等使，对唐遣使非常频繁，使者的种类逐渐增多，出现了贺正使者。
714年，“闰二月，遣级湌朴裕入唐贺正，赐朝散大夫、员外奉御还之。”这是新罗首次正式向唐朝派遣贺正使，“从史书的记载看，派遣‘贺正使者"应该是唐朝对和其保持臣属关系的边疆民族的具体要求之一。”
表明了唐朝和新罗在承认臣属关系的前提下的友好交往。这一时期内，新罗共遣贺正使28次，唐罗联盟时期则以请兵、胜战报告为主，这体现了两个时期的交往主题的不同。
唐朝向新罗遣使23次，有册立、吊祭、征兵、告哀、宣慰、特殊需求等使。与唐罗联盟时期不同的是，册立使者的册立对象范围增大，包括新罗王妃、王太妃，从侧面证明了唐朝与新罗宗藩关系的强化。
征兵使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征兵使者是为了联合攻灭百济、高丽，是唐罗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而这一阶段的两次征兵为了打击渤海以及唐朝的内部叛乱，唐朝是要求征兵的一方，而新罗则是履行藩属国的义务，也反映了唐罗宗藩关系的友好。
结语
总的来说，唐朝方面也出现了向新罗的告哀使，告知新罗唐王朝皇帝的新旧交替，反映了唐朝更加注重与新罗的信息沟通，使新罗及时了解唐朝的政治动态，以获得新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起到督促新罗行使藩属国义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