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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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从明朝视角出发，浅析中朝民间贸易的具体内容——洪武二十年（1387）以前，辽东河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有所发展，屯田与戍守逐渐成为当地军民的主要任务。耕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疫病流行均可导致耕牛大量丧失。若不及时补充将严重影响农业产量及社会发展进程。
民间牛马贸易
朝鲜半岛生产方式以农业经济为主，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民间牛马贸易时常发生。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辽东战火稍息，中朝宗藩关系渐趋稳定，明政府遂将耕牛加入和买清单，以提高辽东地区的生产能力。
洪武十八年（1385），在宗藩体系的框架内辽东都司向高丽提出贸牛请求。高丽设置贸牛地点，允许西北民众互市，得牛五百头。高丽都巡问使负责监管诸项事宜。
牛只烙印后被送至辽东。辽东以带印牛乃国家所限，价无所出，该批次牛只未获其价。洪武二十年（1387），辽东都司遣官渡江购买牛六千余只。洪武二十八年（1395），辽东百户夏质护送进马使杨添植到义州，买牛回还，渡江时水方涨，牛惊跌堕以致舟覆，同舟者皆死。
永乐初期，辽东西部、北部新置卫所众多，亟须大量耕牛。明廷再提出购牛一万只的贸易需求。交易价格为：每头绢一匹、布四匹。牛价由中央政府支付，辽东负责具体交易事宜。
朝鲜王廷将贸牛任务以贡纳的范式分摊于官民，“置进献色，掌牛只易换事。”朝鲜内外官员按品级纳牛，有自愿多纳者可尽收给价。永乐二年（1404）六月，朝鲜差官将耕牛运抵辽东，再由都司分给各卫屯戍军民。
此次贸牛历时两月，明廷特遣使对国王完成和买任务赏赐了彩币、苎丝、绫子、彩绢等物。洪武永乐年间，中朝大额和买贸易促进了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物资交流，增进了彼此间的宗藩关系。
朝贡制度稳定之后，李氏朝鲜优越的属国地位使其有更多机会接受中原的先进文化，获取更多的先进技术，以及贸换更多国内稀缺或急需的物货。
使臣贸易
洪武时期，高丽使臣赴明经济活动相对自由，其公、私贸易在明廷看来没有区别。洪武年间，高丽使臣赴京多行海路，辽东资源匮乏，其贸易之地多在太仓。高丽王朝市场发达，但多以物易物。其无货币之法，常以苎布、银饼作为等价交换媒介衡量物货价值。若物货不足一匹或一两，便以米谷计算其价。
朝贡所获钱宝多藏于库，不做流通之用。永乐时期，朝鲜使臣亦多携带布匹赴明贸易药材、书籍、弓角等物资。药材在朝鲜半岛价格极高，除公需外，私贸亦可谋得厚利。朝鲜半岛内其他物品均以物交易，唯有药品须用银钱买卖。
此外，绸缎、香料、皮毛、丝绸等杂物甚多。永乐四年（1406），朱棣允许朝鲜使团中医员差遣押物打角仆役在京进行药材买卖。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朝鲜定药材公贸成本为黑麻布五匹。
朝鲜使臣盘缠中麻布、人参等贵物多用于购买中原绸缎等纺织物品。使团每行贸易缎子、书籍、药材等物资须用苎麻百匹。明成祖定都北京后，“京师”使馆市贸为朝鲜使臣贸易的重要场所。朝鲜使臣可携带土物在北京会同馆及辽东怀远馆等使馆进行“开市”贸易。朝鲜使臣领赏后，固定于会同馆开设三至五日“市贸”。
《明会典》记载朝鲜与琉球开市日期可不受局限，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礼部主客司与提督会同馆主事等皆按常规管理，不会延长开市时间。会同馆是朝鲜官方贸易的合法场所，且贸易时间与物品根据其朝贡效果而定。
礼部依其表现决定是否准其开市以及贸换特殊物品等事项。会同馆内贸易秉承两平原则，除史书、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缎匹、弓角武器等禁物不许买卖，其余物品须现场付价交割。朝鲜使臣在京私贸几乎与公贸相伴始终。
明初，朝鲜对使臣约束较严，其在京私贸活动有限。洪武六年（1408），朝鲜世子赴明时，书状官、打角夫等私持布匹贸换苏木、彩缎等物，事发获罪。永乐时期，朝鲜使团入京贸易量急剧增加，尤其使臣所持布物过多，礼部不得不出台馆市禁约。朝鲜正副使及从行人员行李多超出常规，夹带布物多至百余匹。
朝鲜以不断申严赴京使臣暗行买卖等相关禁令。进献方物、盘缠、衣物行李之外一切禁带，否则照律罚没家产。辽东地区的朝鲜使臣贸易也呈上升趋势。
朝鲜使官仅在交割马匹或领取马价时，偶尔可以趁机私贸。永乐时期，辽东官差可在边境一带进行贸易，但需有文凭。
永乐三年（1405），曹成等十一名辽东人到江界，持“棉布绫缎买卖”，自称曹指挥亲男，因无文凭，被典农副正元闵生羁押并解送至辽东。
换言之，若辽东官吏持有文凭可以在江界进行买卖。永乐辽东贡路通顺后，朝鲜使臣赴明或至辽东执行公务时，有身份证明亦可以买卖，而且赴辽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朝鲜赴辽办差时随行译官、伴人的数量与赴京规格一致。
其体己伴人多为商贾充之。辽东为朝鲜在明重要的货物购置地，不仅使臣、护送军乘机贸易，京中商旅亦潜入买卖。使臣贸易时需多持苎布等物货且加用高价金银，所贸物品种类与数量甚众。辽东民众常言：朝鲜使团物资过多，车辆等转输负担过重。
虽然，朝鲜对使臣赴京贸易行李数量、物品种类进行了规定，但对遏制使臣、富商持苎布恣行贸易效果有限。此时朝鲜贸易禁令主要为了维护礼仪之邦的形象，总体上中朝两国对朝鲜使臣贸易限令并不严苛。
在规定期限内，赴京使臣及赴辽官差持身份印信或差事号牌皆可在辽东城（今辽阳）进行贸易。朝鲜通事等赴辽亦有公贸任务，其所持苎布等货物资本由所隶府衙支付，用以贸换彩缎、皮张等物。所以，无论赴京、赴辽的贸易行为皆公私混同，即以公贸之名谋取私利。
永乐七年（1409），朝鲜江界官员“宇”密托通事貂皮五十领、黄蜡十六斤赴辽东贩卖。通事以貂皮十领买绫二匹，二十领买中绢十匹。通事将贸的绫绢及所余二十领貂皮还于“宇”，只以黄蜡还纳江界府。
永乐九年（1411），朝鲜遣人至辽东易换“供祭牺羊”。永乐十五年（1417），朝鲜允许平安道义州等处军人护送使官入辽东时，每一名可持苎麻布三匹进行买卖，其他之物皆为禁止。永乐十九年（1421），朝鲜禁止赴辽译官的伴送人员为商贾，改以译学生徒从之，以控制使行商贸行为。
边境贸易
元末明初，朝鲜半岛北部边镇与女真诸部、辽沈之境相连。他们互为表里，至结婚姻，族属分散于两地。洪武九年（1376），定辽后卫置于辽阳城北，都司治所已迁至辽阳。明廷稳步推进卫所体制时，对鸭绿江、图们江一带女真人口同步实行招抚政策。
女真部众或内附辽东，或于聚居区请立卫所。但是，明初辽东政局不稳，定辽诸卫不断有民众逃至高丽。高丽对明朝军队多有防备，边境地区警戒甚严。高丽定义州为互市地点，规定国内军民不许用金银、牛马贸易。而后，辽东与高丽间边境贸易主要为马匹与耕牛的和买贸易。
洪武二十年（1388），辽东与高丽西北人员交流渐繁。高丽王廷言“辽东细作横行”，令泥城、江界、义州万户等守令对混合居民私田收取半租。洪武二十四年（1391），高丽西北面察访别监奏报王廷：禁止商旅持马牛、金银、苎麻潜往辽沈贸易。
“辽沈”应为辽东地区概称，其言：“边吏又不严禁，往来兴贩，络绎于道。”鸭绿江下游一带交通便利，边民肯定参与其间。洪武二十六年（1393）始，朱元璋谕令朝鲜使臣不得入辽，边境地区的朝鲜军民亦不得越边。
洪武二十七年（1394），辽东官兵缉拿越边义州官吏六名。建文时期，辽东调军征燕王，军民逃散。建文四年（1402）三月，辽东兵丁逃至义州称：“征燕军马逃散不知其数，侵掠民居，故逃还本土。”
辽东百人为群逃往朝鲜西北各州。东宁卫官兵三千人亦发生叛逃，与追兵一千五百余人展开厮杀，又杀沈阳、开原两卫军马。辽东总兵不断遣人追杀、招抚，并移咨朝鲜刷还渡江逃民。
结语
总的来说，虽有朝鲜通事赴辽交割马匹、刷还人口等事，但行次不多。辽东社会情况不具备朝鲜使臣贸易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