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时期，两京纸户接连破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相比于明代前中期，嘉靖以后纸价的记载量呈爆发式增长。记录载体由以政书为主，转为以地方志为主。原因在于明代中后期，政府所需物资都已折银，需另佥铺户买办，因此政府为了保证政府物料办纳成本，对价格格外关注。而地方上，自正德中叶以后，为了规范公费开支，各级政府普遍编纂赋役文册。
多元纸价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由此纸价记载主体发生了由政书到地方志的转变。纳纸折银后，公文纸大多与政府其他通途纸张一起办纳，因此公文纸与其他纸张之间并无清晰界限。
嘉靖以后，有价格记载的纸张品种更为多样，这里只以榜纸、中夹纸、奏本纸、开化纸四种常用纸张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明代公文纸纸价记载十分散乱，时间上没有明显的价格走势，且地域差异也不甚明显。
甚至同类纸张间的价格差也很大，如万历二十年顺天府铺户办中夹纸一百张值银一两五钱(1.5)，万历间奉新县正常品质中夹纸时估价一百张三分(0.03)，相差50倍。但总体上依然能看出两点：榜纸的整体价格水平最高。染色明代公文纸的来源、流通与价格加工纸张价格高于原色纸。
明代公文纸纸价呈现出的特征与价格性质有关，这要求对不同史源的价格作出区分。明代纸价记载以《宛署杂记》最为丰富，该书记载了沈榜任职期间宛平县铺户为京师内府及各衙门办纳各种物品的价格。但这应当不是买办物品时的实际市场价格，而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一种官定价格。
只能说大体反映了万历年间北京市场的价格水平。孙懋奏疏中提及的三条纸价可明确为会估纸价，由于参与官员和铺户众多，较为接近当地市价。
万历间奉新知县支大伦在《时估纸价》中亦记载了当地市场纸价，并将同品类的纸张做了上、次之分。但支大伦认为官办物料用市价或官价都不合理：“看得市行交易时估，临时视货低昂，两无折阅。
官价一经定议，比至取用，率将粗薄之物充数，所领乃得上价，甚非两平公道，官价独溢于时估之外者，一则守候久近不齐，一则奉行之人，亦多旁落之弊耳。合无今后取用物料即行验估，如坚厚细白者准给上价，以备部院咨呈之用。其一应寻常文移止用次等纸张，仍给次价。每月定以期限，不使久候，当堂给散，严禁侵耗。
则所领皆足色纹银，且称兑足数，比之市易成色厘等稍有盈余。虽有奔走小劳，亦足相当矣。缘蒙奉查事理，合将实估呈施行。”万历间奉新县纸张市场价格变动不一，公文纸采买无定准。
官价高出市价的部分是对买办者等候的补偿，但纸价易遭侵吞，导致公文纸以次充好。他认为，使用时估价较为合理，按照纸张品质给价，足量给银，如此铺户虽有奔波之劳，但稍有盈余不至于亏本。
纸张的市场价
《江西省大志.楮书》主要记载的是明代纸张主产地广信府的纸价，市价、官价皆有。其中隆庆六年的三条纸价经多方检验，可以确定为市场价。
铺行金葵等执称：白榜纸每张止值银四厘二毫三丝（0.00423），白大中夹纸每张止值银四厘四毫四丝（0.00443），白大开化纸每张止值银六厘三毫三丝（0.00633），较之原估，委属虚耗。又经行据广信府知府林梓、同知朱一柏等重复查估，回报相同。
本应从实议减，但欲召令本业纸户身亲贸易，且要高厚坚白合式，必视市价稍从宽裕，庶几官民两便。合无将白榜纸每张定银六厘（0.006），白大中夹纸每张定银六厘五毫（0.0065），白大开化纸每张定银八厘（0.008）。
最终所定价格略高于市价，用以办纳好纸及优恤纸户。有时官定价格甚至高出市价一倍有余，但多出的纸价并未用于纸张生产，而是由寻租群体侵吞。
“如白大开化纸，本地平买市价，每张实止值价六厘三毫三丝（0.00633），今议给一分五厘七毫（0.0157），是原纸一张以冒去银九厘三毫七丝（0.00737）。以故豪猾积槽纲利鐟造，领银入手，通同委官胥吏经年累月恣意延捱，一遇督催，即买不堪搪寨，滥将小民膏血徒充此辈私囊。”
奉新县和广信府的例子都说明，办纳纸张的定价原则是要略高于市场价，但具体高出多少的度，由人掌握。以上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纸张市场中存在三个价格：市价、时估价、官价。市场价是供给需求平衡的产物，又分产地市价和消费地市价。
产地市价不涉及包装及运输，价格最低。一旦涉及远距离运输，就必须要考虑运输成本。上供物料纸和公文纸由于涉及财政制度和徭役群体不同，两者的定价方式及运费负担上也有差异。
广信府上供物料纸本地生产，本地办纳，交易成本较低，并且运费有地方财政兜底。但以两京为主的公文纸办纳则不同，政府定价时参照的是两京市场纸价，市价已包含了交易成本，价格高于产地市价，只是办纳的运费需由铺户自行承担。
如果两京办纳公文纸的官价是两京市价+“盈余”，综合价格高出产地市价25%，铺户则有可能不亏损。但对“盈余”度的把控完全由人掌控，随意性很大。
明代北京的纸张官价无明显走势正说明了这点。隆庆六年广信府大白榜纸官价1.25两，同年北京榜纸官价1两，虽然存在规格差异，但综合来看双方价格水平相当，甚至广信府纸价还高于北京。
再看相近年份，万历五年北京大榜纸官价1.5两，而万历八年广信府白榜纸官定价0.6两，市价仅0.423两，广信府白榜纸无论官价还是市价都远低于北京官价。但北京官价也并不总是维持在较高水平，万历三十七年北京白榜纸官价最低仅0.5两，而天启年间作为产纸地方的衢州府白榜纸官价银1.1两。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纸张产地的各类市价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产地官价制定时略高于市价。公文纸的主要消费地两京纸价间差异巨大，无明显的规律可循。但无论是市价还是官价均高于广信府纸价。
表面上看来较高的官价是对徭役群体的优待，但无论是领银生产的广信府槽户，还是两京铺户，均未在这项贸易活动中收益，反而接连破产逃亡。
从槽户的角度而言，一旦官定价格较高，有利可图，便会出现大量寻租群体冒领纸价：“照得前项纸张系充内府供用，先年议估价值，以其式样高阔，制造颇艰，官价从宽，较之民间所市者不啻数倍，故市井豪猾视为利孔。
往往曲倩人情，多方请托营鑽成造。及至领银入手，彼此瓜分。说事者有酬，且则十扣其一；委官有分例，则十扣其二；吏胥有勒索，则十扣其三。各棍以官受饵，亦遂任意花费，经年累月，造解愆期。
及奉部檄督催，临期逼迫，转买滥恶，惟取充数。且所解纸张动逾千万，虽经委官查验，势难逐一捒选。其呈样者固坚白合式，而入箱者皆淄薄不堪，一概溷领高价，真为冒滥。”并且，在纸张上纳过程中还得应付多方私索铺垫，纸虽龙凤花笺，似难交纳。槽户连年赔纳也必须继续生产，“谣云饶州瓷器玉山纸，年年揭债赔到底。”
时估价格的作用
为避免政府利益受损，寻租群体牟利，江西巡按御史和支大伦都提倡将纸价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时估价格为准，纸价只略高于市价：“每纸一张查照市价，量加一二厘，以示优恤，不得冒破太多。”
尽管朝廷要求按时价采办物料，但在进行时估时确实存在“抑减时值”、“估价亏折”的现象。在市价、时估价、官价之外，还隐藏着另一种价格：实际支付价。
有时甚至会出现少付，甚至不付的情况，如李廷机所言：“一百五十金实令纸户办一百九十五金纸。”这150金才是纸户实际所领价格，只是这个价格往往隐匿于账面价格之外，但它实际上是广泛存在的。并且纸户还需承担极高的隐形制度成本，如私索、铺垫、无法按时按量给付纸价等。
多方原因导致尽管账面上办纳公文纸纸价较高，但铺户仍不断破产逃亡。因此，纸价记载能否反映当时实际的物价水平，取决于整个买办活动中政府及吏员是否能完全按照制度规范佥商并给付价格。
结语
由此可见明代公文纸纸价之所以复杂，源于市价、时估价、官价三种价格形态交织在一起，此外还有实际支付价格隐而不显。一般而言，市价最低，时估价次之，官价最高。但有时官价也对低于时估价及市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