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5日，也就是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的第17天，攻占越北重镇谅山的第二天，新华社发布声明称：“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这个声明标志着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清剿残敌、撤军回国阶段。 广西、云南两个作战方向的参战部队分别在广州军区前指、昆明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贯彻军委制定的边清剿、边回撤的指导方针，一方面继续在战区清剿残敌，进一步扩大战果，一方面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组织撤军回国。整个撤军行动前后历时12天，至3月16日结束。

整个撤军过程是顺利的，绝大部分战区的越军经过我军前17天的打击，损失惨重，部队残破，士气低落，根本没有力量实施大规模的反击，对于我军的撤军行动，要么是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礼送出境”，要么是连、排规模的尾追袭扰，并不足以对交替掩护撤军回国的我军构成实质性的重要威胁。

只有在广西方向的高平战区，一个团因为上级的错误指挥，出了问题。

成都军区50军150师作为广西方向战役预备队在东线参战，按照广州军区前指的部署，该师于3月6日进入越南高平省扣屯地区，配属41军作战。3月11日中午，41军前指重新调整了150师的任务，令该部于11日至13日由南向北清剿班英、天丰、三龙、灵黄、波列、无扣、北干地域，并于13日下午进至春惆地区。师长刘同声和50军驻150师工作组（由副军长关豁明、副政委侯培聚、副军长刘忠和组成，以关豁明为主导）发生了意见分歧。

刘师长认为，部队已经基本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只要沿3号A公路返回，安全回国就是胜利。但关副军长认为，部队清剿残敌和收缴仓库物资的任务都完成得不够，决定448团沿那嘎、郎庄、三龙 、505高地、灵黄、春惆一线清剿回撤。部队对这一地区的地形、敌情都不了解，既没有准确的地图，也没有熟悉情况的向导。因而对关副军长决定的这条清剿回撤路线有抵触情绪。李副师长说：“要错是我们错，我们无能撤我们，不要拿部队出气嘛。”

3月12日上午，448团前指率领2营进至那嘎南侧时，遭到依托有利地形的越军阻击，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制在开阔地里，局面极为不利。448团几次向师报告，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改变回撤路线的要求。刘师长决心黄昏时将2营撤出，就地清剿。但是工作组认为当面敌情并不严重，否定了师长决心。

工作组面对不利态势掉以轻心，既不亲临前线了解情况，也不采纳下级的建议，一味地固执己见，还于16时50分，以他们个人的名义越过师长，直接致电在448团的两位副师长，严令448团强行前出，“只准前进，不准后退”。这使得部队丧失了摆脱被动的机会，完全陷入了险境。

部队遭到敌人阻击、伏击，出现人员失散之后，关豁明两次不允许150师及时如实地向41军前指和军区前指报告情况，分别是12日下午和13日下午。直到13日晚上，41军发电报问150师14日回撤有何困难时，关豁明才让150师起草了一个含糊其辞的电报给41军前指和军区前指，请示迟至15日从安乐附近回撤。

干部感到压力大，团的主要领导（团长李绍文、政委李兆碧）压力更大。回撤失利，全团干部感到自己带的部队伤亡大，给部队抹了黑，难以向党和人民交待，难以向失散人员的家庭交待，没有脸面回去见家乡父老。团的主要领导面对内部矛盾，外部压力，社会舆论，家属工作等等，深感压力沉重。

部分干部战士有“三气”。对上级作战指挥不当，造成失利，牵连下属，有怨气；对部队失利，造成负面影响，普遍感到脸上无光，很泄气；对由此带来的个人评功受影响、提拔无望，发展前途渺茫，不服气。

部分干部战士情绪消极。有的干部消极等待处理，希望早日明确责任；有的干部想转业，希望早日解甲归田；部分战士情绪低落，老兵盼望早回营房早复员。此外，团里还反映了干部调整、补充武器装备等需要军、师支持解决的问题。

赵副政委认为，当前团里的主要问题是干部战士还没有从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思想认识不统一，部分干部战士有不安心部队工作的倾向。于是提出：要重点抓好疏导干部战士情绪，维护部队稳定的工作，关键是团党委一班人首先要统一思想， 振奋精神，重拾信心，起好带头作用，当前必须着力抓好部队的思想疏导和严格管理工作。

他找团长、政委个别交谈，在团党委会上反复讲，积极做好团党委一班人的思想统一，以身作则、敢于担当的工作。赵副政委回到军前指之后，建议军张政委到448团给部队作报告。

5月4日上午，军政委张立勋、副政委赵宇平参加448团党委召开的战评总结大会。会上，448团政委李兆碧作了检讨式的总结。认为在此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一是没有很好发挥团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二是没有很好发挥政治工作的统帅和保证作用，三是组织指挥上教训多，四是纪律不严组织涣散。痛感治军不严，造成了回撤失利，给部队带来不小的损失，感到很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