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立下遗嘱本是为了避免出现纠纷，谁知这份遗嘱却让姐弟二人对簿公堂，争夺遗产归属长达十年之久……当事人向检察院监督申请后，这段长达十年的纠纷终于被化解。

一纸遗嘱十年恩怨

2011年，湖北省襄阳市的张大爷在病逝前订立了一份遗嘱，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赠予女儿阿梅。

(资料图)

张大爷去世后，儿子阿华不能接受父亲对房屋遗产的分配决定，多次与姐姐阿梅发生争执。多番争论无果后，阿梅将弟弟阿华起诉到法院。法院审理后，判决认定张大爷所立遗嘱符合法定形式，真实有效，并据此判决阿梅取得房屋所有权，弟弟阿华享有六分之一的继承权，按照当时对房子作出的30万元的评估价，姐姐需补偿弟弟房屋折价款5万元。

判决生效后，阿华表示不服，拒绝领取补偿款，也拒绝从该房屋内搬出，双方矛盾十分激烈。近两年，该房屋被划入旧城改造拆迁范围，阿华拒绝搬出对拆迁造成阻碍，姐弟矛盾进一步加剧。

2020年5月，阿华来到了检察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我们受理该案并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张大爷立遗嘱时找了公证处，遗嘱由公证处律师代写，并签名见证，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检察听证促进和解

案情十分明了，按照规定，可以很快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结案。但我却还心存疑虑——为什么如此“简单”的案件，经过多部门调查处理，当事人阿华依然心有怨气，还多次做出较为过激的行为？

简单地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矛盾没有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这与检察机关的办案初衷不符。于是，我决定跳出纸面上的判决结果，回到事件发生的源头——争议房屋的所在地去寻找答案。

经过多次深入社区、小区，对居民、居委会进行走访，反复询问双方当事人、代理律师以及遗嘱见证人，我终于找到了姐弟二人之间的矛盾症结所在：原来，张大爷去世前，一直和阿华生活在争议房屋内。阿华认为自己一直陪伴父亲，尽到了赡养义务，而且，按照传统习俗，老人的房屋理应留给儿子，姐姐作为已经出嫁的女儿不应该和他争夺这套房产，于是执着地认为父亲的遗嘱是伪造的。

姐姐阿梅则认为，正是由于弟弟没有照顾好父亲，父亲才把房产全部留给自己，而且法院的判决也认定遗嘱真实有效，她拥有无可争辩的房屋所有权，弟弟应该立马搬出。

考虑到争议双方的矛盾属于家庭矛盾，我们决定就此案召开听证会。

2020年8月6日，听证会如期举行。在我介绍了基本案情后，姐弟俩将各自的想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两人互相指责，言辞激烈。

为了防止场面失控，我积极引导听证员就案件事实和证据向双方当事人进行提问。听证员一致认为法院的生效判决合法有据，同意检察机关不支持阿华的监督请求，并劝导二人放弃对金钱利益的执着，珍惜双方的亲情。

经过长达3个小时的听证，姐弟之间的坚冰终于有了融解的迹象，双方表达了和解意愿。

一波三折终成“正果”

听证会后，我趁热打铁，首先与姐弟二人分别谈话，摸清双方可以接受的底线，随后多次组织面对面协商。渐渐地，双方分歧越来越小，眼看和解就要成功了，但就在此时，一场意外的发生几乎毁掉了之前所有的努力。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阿华的电话，他说自己被姐姐的儿子打伤了，以后不会再和他们谈了。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十分沮丧，难道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吗？

第二天一早，鼻青脸肿的阿华来找我。听完他的说法之后，我又给阿梅打电话，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事发当天的晚上，阿华酒醉后到姐姐楼下喊她出来协商。阿梅以为他是来闹事的，就没有理睬。阿华继续在楼下叫骂，阿梅的儿子便忍不住出来交涉。其间，双方因言语不和发生了肢体冲突，还报了警。

综合研判后，我认为这是一次偶发的事件，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在我的多番劝说下，双方总算同意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最后再谈一次。这一次，姐弟俩终于达成和解协议：阿华依据法院判决享有房屋拆迁补偿款六分之一的份额；房屋的装修补偿费用由阿华享有；阿梅自愿再拿出5万元给阿华；阿华配合搬出案涉房屋，不再纠缠。

和解协议达成后，阿华按照协议的内容配合完成了交房手续。2021年3月，案涉房屋的拆迁工作顺利进行，拆迁补偿款也按程序予以发放。

阿梅领到拆迁款后，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给阿华一部分钱款，但对剩下的5万元却迟迟没有支付。我又打电话给阿梅询问未支付的原因。经过我不厌其烦地释法说理，阿梅终于认识到双方经法院确认的和解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必须按协议执行。2021年8月，剩余的5万元终于支付到位。

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一波三折。其间，我也曾动摇过，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放弃了，姐弟二人的矛盾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解决。结案时，听到他们对我说出感谢之语时，我觉得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