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六月，柴荣（后周世宗）自知大限将至，又因为“点检作天子”木牌事件的出现，就迅速将张永德禁卫军首领（殿前都点检）的职位给撤了，还专门挑选了三位顾命大臣，最终目的就是想以多方制衡的方式，帮助自己即将继位的儿子（7岁的柴宗训）控制住大局。
实际上，柴荣已经将能考虑的事情全部都考虑进去了，我们抛开上帝的视角不谈，单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柴荣的安排，表面上看确确实实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是这个政权真的非常巩固吗？
要知道，在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改天换日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有不少的政权都是被那些大阴谋家和权臣从小孩子手里巧取豪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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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了后周时期，难道就因为柴荣这些相对妥当的安排，这样的情况就能得到改善吗？
想来，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如果所有人都安分守己，那就不是礼崩乐坏的五代十国时期了，有道是“人心叵测”，哪怕柴荣是天才盖世，哪怕他绞尽脑汁，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柴荣在临死前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但还是发生了“陈桥兵变”。
说句实话，在陈桥驿的军士们全都是赵匡胤的直属部下，那么等他回到了开封城之后，赵匡胤又该如何面对各方势力呢？会有人反抗他吗？皇帝登基都有一个必须要走的流程，而朝中的文武百官会去配合他吗？
柴荣仓促构建辅政新格局
周世宗柴荣临死前，由于有“点检作天子”的谶言小木牌出现，就解除了时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的兵权，经过一番思虑，最终安排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
柴荣之所以看中赵匡胤，就是因为他觉得赵匡胤非常值得信任，忠诚能干。并且，当时的赵匡胤33岁，年富力强，这样的大将肯定能保质保量地辅佐自己7岁的儿子坐稳帝位。
当然，赵匡胤虽然担任了中央禁军殿前军的最高都点检，但宫殿内的侍卫军系统并不归赵匡胤管理，而是归时任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的韩通负责，为了平衡权力，柴荣还授予了韩通国内调兵权。
因此，当时整个京城开封的军队，只有韩通一人可以调动。
换言之，赵匡胤虽然是当时殿前军的一把手，但手里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
由此可见，柴荣的一系列安排，使得地方势力、中央辅政大臣势力，以及禁卫军军队的势力可以相互制约，最终形成一种三方辅政的格局，一方面保证平衡，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政权的稳固，看上去还是非常稳妥的。
禁卫军内韩通孤立无援
根据史书记载，韩通当时有一个外号，叫做“韩瞠眼”，所谓“瞠”就是“瞠目结舌”的“瞠”，瞪眼的意思。可见，韩通一说话就喜欢瞪眼珠子，显然是那种缺少谋略，性格也非常刚烈的人。
纵观整个“陈桥兵变”的过程，后周所有的文臣武将中，唯一被杀的就只有韩通……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虽说柴荣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全了，但终究还是有他料想不到的地方：
首先，禁卫军方面有殿前司、侍卫司，赵匡胤和韩通各管一边，看似平衡了权力。
实际上，中央禁军殿前司的一把手是赵匡胤，而二把手慕容延钊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儿，至于其他两个高级军官石守信和王审琦，也都是赵匡胤的铁杆哥们儿。因此，殿前司的将领们，基本都属于赵家军。
韩通所掌管的侍卫司，虽然能和殿前司相互制约，但他当时只是二把手，而名义上任侍卫司一把手的人是柴荣的亲戚，也就是同时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李重进。
李重进当时不在京城，而且侍卫司属下有不少的高级军官，都和赵匡胤的关系非常好。
再看韩通，平日里只会对同僚和手下人吹胡子瞪眼，可以说毫无情商。因此，朝廷禁卫军的事权，其实基本都在赵匡胤的手里。
其次，辅政大臣方面，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三人都是文官。
要知道，在五代时期，文官手里都没有实际的军权，根本管不了军将，而柴荣的老丈人符彦卿所代表的地方军队势力，也根本控制不了京城的中央禁军。
因此，他们最终也根本无法和“黄袍加身”的赵匡胤相抗衡，而柴荣绞尽脑汁安排出三方辅政的格局，才坚持了短短半年就结束了。
严丝合缝的“黄袍加身”
“陈桥兵变”发生，赵匡胤一跃就成为了新朝的皇帝……
如果我们看宋朝人当时的技术，似乎赵匡胤完全是天命所归：一个如此憨厚的大黑胖子，看上去特别无辜，喝碎酒睡了一大觉，醒来之后就“黄袍加身”当了皇帝！
仔细分析，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找出“陈桥兵变”的几大疑点：
第一，“陈桥兵变”的起因可疑。
大年初一，忽然有情报说，北汉和契丹军队勾结，马上就要入侵边境了，急得宰相范质和王溥马上派赵匡赢带兵外出迎敌。
大年初二，赵匡胤的副手慕容延钊领军先行出发了。
大年初三，赵匡胤本人也出发了。
大年初四，在距离开封城四十里地的陈桥驿，忽然发生了兵变，赵匡胤拉着部队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还当上了皇帝。
大年初五，赵匡胤将年号改了，禅位仪式也举行了。
一切的一切，都快得令人恍如梦境，而最大的问题也就摆在面前：到底契丹和北汉，有没有在显德七年正月入侵后周呢？
这个问题是关键，也是后来一切结果的缘起：如果当时没有北汉和契丹军队的入侵，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人就不会派赵匡胤带兵出去，如果赵匡胤不带兵出城，也就不会发生“陈桥兵变”了。
我们只要仔细阅读《宋史》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历史典籍，都可以从中发现，当时根本就没有北汉和契丹军队联军入侵这回事。
正是由于当时京城内外的军队调动权在韩通的手里，只有遇到外敌入侵这种突发的大事，朝廷里的重臣们才有权力决定出兵，而赵匡胤才有机会将军队带出城。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旦军队被带出城去，那肯定就归赵匡胤控制了。
由此可见，当时所谓的北汉和契丹联军入侵，绝对就是赵匡胤兄弟以及他的铁杆部下们想出来的一招大棋。
第二，赵匡胤战时贪酒可疑。
赵匡胤出城之后就喝得酩酊大醉，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破绽百出……
试想一下，带兵打仗是一件非常重大和严肃的事情，而赵匡胤作为军队总指挥，刚刚出城就喝了个大醉，显然是合不合理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并没有我们现在这种五六十度的高度白酒，这位大黑胖子能一下把自己喝那么高，得整多少酒啊！
同时，赵匡胤手下的将领们，他们每个人的角色也都演得非常到位，可谓是安排仔细、毫无纰漏。
第三，黄袍和禅位诏书可疑。
在如此短的兵变时间里，黄袍和禅位诏书出现的简直太及时了，已经到了非常可疑的地步。
赵匡胤大醉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刚一醒，其手下将士们一拥而上，拿出一件黄袍就给他披上了，并且还跪下来高呼万岁。
要知道，当时的黄袍也是代表皇权的，有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将士敢不在赵匡胤兄弟知情的情况下，先将黄袍准备好再藏起来，然后又突然拿出来给他披上？
想当初，后周太祖郭威发动兵变的时候，都没有准备得如此精细，只是手下人随便找了一面黄旗披在了他的身上，就当作是黄袍来用了。
“陈桥兵变”发生之后，赵匡胤当天就返回了开封，而后其手下人就马上集合文武大臣举行禅位大典。
当天下午，文武百官到达之后，突然发现还缺一份以小皇帝柴宗训（周恭帝）的名义写的禅位诏书。就在此时，一位名叫陶谷的翰林学士承旨，忽然从自己的袖筒里掏出了一份禅位诏书。
由此可见，这份禅位诏书也及时地让人感到非常诡异。
“翰林学士承旨”是个官名，主要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事实上，陶谷写诏书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陶谷又是怎么提前知道赵匡胤此时最需要的就是禅位诏书呢？显然，事先已经有人安排他这样做了！
要知道，禅位诏书不是诗词歌赋，随随便便一下子就写得出来，这种诏书需要绞尽脑汁琢磨遣词造句，而且还得几个人一起商量，准备好久才能写成。而且，要让主人公或者主人公身边的高级宰相等人许可之后才能拿出来。
因此，一个巧合还有可信度，好几个巧合连续发生，连顺序都完全正确，毫无差错，要说事先没有排练和策划过，谁信呢？
当然，根据史书记载，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对于这位拿出禅位诏书的及时雨陶谷的态度是：太祖甚薄之。似乎赵匡胤对这位替自己精心安排禅位诏书的文人非常的鄙视和轻蔑。
实际上，这也就属于帝王权谋，赵匡胤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厚道不知情，只能将陶谷说成是一个见风使舵不厚道的人精。
第四，韩通的死很可疑。
作为政变中唯一一个被杀的死者，韩通时任侍卫司副都指挥使一职，他是周世宗柴荣临死前安排的唯一一个可以调动京城禁军的武将。
韩通知道赵匡胤在城外“黄袍加身”之后，他也没闲着，立刻从议事的宫殿出发，准备回家召集自己手下的部将们安排布置。
根据史书记载，韩通刚一回家，就被赵匡胤的亲信将领王彦生杀掉了。不但如此，王彦生还接着把韩通家的妻儿老小全部杀了个精光。
显然，这位唯一拥有调兵权力的武将，早就被赵匡胤手下的部将们紧紧盯住了，也难怪只有他被杀掉。
“陈桥兵变”唯一死者，死后还被赵匡胤利用
根据历史记载，赵匡胤听说韩通及其家人都被杀了，当时还挺恼火的，马上召来“凶手”王彦生斥责道：“我之前已经说过，此次回到京城后不准杀人，你竟敢如此大胆，杀了韩通一家！”之后，还急赤白脸地表示要处置王彦生。
实际上，这同样还是赵匡胤在演戏，自己安排的人，杀了先前就认定必须要被杀掉的人，赵匡胤显然是不可能处理王彦生的！
于是，赵匡胤假装踌躇半晌，又咬牙切齿地说道：“罢了罢了，既然我说过此次回京不杀人，如果现在将你杀了，也就违背了我当初的诺言。”由此，他也就没有处置王彦生。
接下来，为了表现自己的仁德，彰显自己是个忠臣，还下令追赠死去的韩通为“中书令”，如此荣耀的高官封赠，对于韩通来说，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毕竟都被杀绝户了，再封赠什么荣衔都没有用了。
如果非要说有用，那就是让赵匡胤以这样的行动，树立了自己新朝皇帝的仁德和高大上的形象。
可叹的是，韩通死后还被赵匡胤狠狠利用了一回！
根据以上几个疑点，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赵匡胤本人其实就是“陈桥兵变”的主谋和总策划。但是，如果要看宋朝人自己的记述，以及稍后的史书，似乎赵匡胤他自己事先完全不知情，反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和谋士赵普两个人是主策划。
赵匡胤立无辜人设，为新朝蓄力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赵匡胤为什么要将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呢？
赵匡胤之所以怎么做，其间最大的目的，就是因为他要摆脱道德困境，与此同时才能稳定住自己建立的新帝国。
作为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作为周世宗柴荣最信任的人，赵匡胤即便是个武将也深知：欺他寡妇与孤儿，篡取国权，对于这样的恶名，历史肯定是有记忆的。因此，他不想也不敢担负一个篡国的恶名，而这种道德困境也是赵匡胤自己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为了避免落下个篡国的恶名，赵匡胤就只能让手下兄弟和弟弟赵光义来替自己背黑锅，搞得好像是手下人为了荣华富贵逼迫他当了皇帝一样。由此，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彰显了赵匡胤是天命所归，使得宋朝政权更具合法性。
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因此，在公元960年的正月初五，原本是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宋的开国皇帝。
结语：
对于以上解密了这么多“陈桥兵变”背后的事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要贬低赵匡胤，将他说成像王莽一样的篡国贼。
无论如何，历史选择了赵匡胤，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幸运，通过一场“陈桥兵变”，赵匡胤终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昏暗与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