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国家间的纷争，是维护关系还是讲求利益？

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年，我们的《辞海》里关于“国家”的词汇有国家元首、国家制度、国家计划、国家机关、国家机器、国家权力、国家预算等20个词条，但没有收入“国家利益”这个词。直到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辞海》才新加进“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这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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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揭示了我们曾经的短板。

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不重利益，重关系。中国人的关系含义极深，没关系，什么事都干不成，所以英文就采用“关系”的拼音，组成了一个新的英文词汇，跟中国人打交道必须注重关系。

我们外交也是这样。外交是搞好关系，顾全大局，要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要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

这个大局是什么呢？美国人不知道，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都在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想维护大局，大局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讲的大局就是别出事，双方平平安安的，顺顺畅畅的，和平交往，这就是大局。

而人家想的是维护利益，没出事时，要维护利益，哪怕出了事，也要维护利益。我们所谓的大局，关系不出事就是顾全大局。所以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战略思维不应以关系为核心，而应以国家利益为核心。

文化上，我们特别注重礼仪之邦君子之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利益的都是小人，君子讲义。义是很空泛的概念，搞好关系就是很大的义？我们常对利益不重视，对关系非常重视，这是我们战略思维非常大的失败。

国家之间的关系充满变数，最终取决于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势的发展变化。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片面谋取安宁，这种和平可能是不完善的，付出的代价是失去未来的主动权。

二、国家利益当前，既是伙伴也是对手

美国政治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说过：“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这就是国家利益的深刻性所在，国家利益是战略思维的出发点、战略归宿点。

如果战略思维不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为归宿点，就不能称为有效的战略思维。有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知道这句话的人太多了，但是知道这句话是因中国而产生的人太少了。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下院展开辩论：是否因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

反对党议员格莱斯顿发言：“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使我们永久蒙羞的战争。对面这位先生竟然谈起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那面国旗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它从来没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

格莱斯顿的语言使其他议员深受震动。辩论持续了三天。鸦片被称为“白色金子”，是19世纪最值钱的商品。非法鸦片贸易将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贸易盈余，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产向印度出口的工业制品，以及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

格莱斯顿为了道义，坚决反对。但这么明显的利益摆在面前，他在道义上的坚决反对只能引起激烈的辩论。

曾说过“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当时却宣称此事涉及维多利亚女王的尊严，并且讲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最后表决，271 票对 262 票，对华用兵军费案通过，鸦片战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