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天奇迹般的荒野求生，应接不暇的采访和探望，终于都渐渐远去了。日子被时间摁平了波澜，在农家小院里养伤的甘宇，已经不再会频繁地做噩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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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7点，他按时起床，简单吃个早饭，再回屋看看书。雷打不动的“复健时段”，上午下午各一次。那两个多小时里，他会拄着拐杖在院坝上慢慢走，一圈又一圈。左脚仍然密匝匝地裹着纱布，但四天前，伤口终于拆了线，一切都在如期好转。

正在家门口做复健的甘宇。 受访者供图

天气好的时候，小院飘着桂花香，甘宇会在屋前的池塘钓鱼。拐杖放在一旁，他放空心思，拿着钓竿静静地坐着，没多久就有大鱼上钩。经历过“向死而生”，看似平淡的日常，都有了几分宁和静美的滋味。

被地震打断的备考计划，再次提上日程。他想拿到那张一级建造师证，作为一次自我提升的证明。此前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治疗时，刚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的甘宇，就找母亲要了手机报名考试。这个证书需要在两年内考过四个科目，他已经顺利通过三科，就差最后一科，“既然报名了，就必须努力。”

被砸坏的手机，雷雨中的无助，获救时的哭泣，都像是那17天经历的索引，轻易地就能带着记忆回溯。但甘宇比他想象中更快平复，因为那些从未间断的搜救，也因为很多不期而至的善意和祝福，“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心理阴影，能活着走出来，比什么都幸运。”

“伤口已拆线，每天都在复健”

新京报：身体恢复得如何？

甘宇：回家后，感觉很踏实，身体也恢复得不错。10月21日，我到大竹县人民医院拆了线，不过左脚还需要包一段时间的纱布。刚出院时，还得把腿搭在凳子上，放下来的话会感觉很胀。骨头碎了，痛倒是不痛，只是胀得慌，走路也不太能吃劲。

10月9日，甘宇（前排中）回到老家达州，与家人一起拍了张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现在感觉怎么样？

甘宇：已经好多了。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在家门口做些康复运动，拄着拐杖慢慢走一下，大概一个多小时，上午、下午都会各走一次。希望身体能早日痊愈，尽快返回公司上班，把工作做好。

新京报：之前你说经常会做噩梦回到山上，现在还会做这样的梦吗？

甘宇：在医院的时候确实会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在山里呼救，却没人回应，然后被吓醒，浑身发抖。回家之后，这样的噩梦已经越来越少了。

新京报：前段时间你见了很多人、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你自己会如何总结山上那17天的经历？

甘宇：感觉就是经历了一段重生的过程，因为17天里，有一些时刻真的很绝望。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还小，而且家在农村，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次算是我第一次经历大地震。

但说实话，获救后，我突然在网上火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确实有些不习惯。现在很多人来关心我的情况，我心里很感激，但是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那些问题，真的。

10月24日，甘宇在家中学习，为11月的一级建造师考试做准备。 受访者供图

“人还活着，我肯定要救”

新京报：聊聊这段经历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你在做什么？

甘宇：当时我和罗永在休息室聊天，突然轰的一声，晃动很剧烈，休息室的玻璃瞬间就震碎了。等我们跑出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到处都在垮塌。山上滚了很多石头下来，其中一块打中了我的背，我从坡上滚下来，眼镜也掉了。后来，我爬到大坝下面的平台上，看到滚落的大石把休息室旁边的小房子冲倒了，门都坏了。

新京报：当时其他人都在干什么？

甘宇：其他人都在忙着逃生，他们蹚过大坝下的河流，往石棉县方向跑。湾东方向垮得太厉害了，以前有条路通往大坝的，但等我们要撤离的时候，出口没有了，全部垮塌了。而且山上一直在滚落石，我们根本就出不去。

新京报：你和罗永是怎么想到要拉闸的？

甘宇：我和罗永当时都在坝底，看不到坝顶的情况。出于职业习惯，本能地要去考虑如何避免发生危险。湾东水电站大坝水量还是挺大的，大坝也很高，如果压力管道因为地震出了问题，下游地势低的村庄和庄稼都会被冲毁，而且发生漫坝的话，我们这些身在水电站的人也跑不掉。

说白了，我是现场管理人员，工作的宗旨就是安全第一，其他的都不重要，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安全。罗永是水工，平时就负责闸门管理，所以我就跟他说，要上大坝把闸门提起来放水。等余震缓一些了，罗永就快速地爬过去，把第一道闸门提了起来。

第二道闸提上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松了一口气，至少安全了。压力管道可能也安全了，下游也不会遭水灾。

地震前的湾东水电站，左边是两道闸门。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其间你为什么放弃逃生去救人？

甘宇：我当时听到有个工人喊“救命”，他被石头打到，脑袋在出血。我想去救，但一个人拖不动，就喊了旁边另一个工人过来帮忙，一起把他抬到平台上。过了可能一个多小时，他的呼吸停止了。

其实那个时刻根本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人还活着，我肯定要救，不能跑掉。

罗永的哥哥当时也在坝下，受伤很严重，跟我待在一块儿。罗永提起第一道闸门之后，他哥想跟他说话，我就把罗永叫下来，他哥跟他交代了遗言。他哥哥遇难后，我们两个再次上坝，我接电，他把第二道闸门提起来。

长到这么大，头一次眼睁睁地看着生命逝去，我们却没办法把他救活，真的很难受。那个时候什么通讯都没有，也没有办法求救。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自救，帮伤员包扎一下，但是没用，他受的伤很严重。

新京报：拉闸之后，你和罗永在大坝上过了一夜吗？

甘宇：我们拉完闸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山上有余震，坝顶相对安全，所以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震后的第一夜。基本上没怎么睡着，余震不断，玻璃一直在晃动，能听到山上的石头往下面滚的声音。往往是睡了一会儿，被余震震醒，又跑出去看一下。

当时整个水电站只剩下我和罗永两个人，倒也不怎么害怕。罗永很伤心，哥哥去世了，在水电站做搬运工的侄儿也遇难了。我跟他说，你不要想那些，能活下来已经很好了，你要把你哥哥和侄儿的那一份都活出来。他也鼓励我，说我们两个都很幸运，没有当场死掉；还说逃出去的话，我们俩得好好喝点儿酒，吃点儿东西。

9月30日，地震后的山体仍不时出现滑坡，划出一道道土黄色“伤痕”。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担心罗永在路上出事，有点内疚”

新京报：你和罗永是什么时候离开水电站的？

甘宇：地震后的第二天，9月6日早上，罗永说往河对面的方向走，计划一天走到猛虎岗，那里或许可以求救。就这样我们出发离开水电站。

当天下午，手机终于有信号了，我们都打了电话求救和报平安，把经纬度发了出去。打通电话后，罗永才知道，他的母亲在地震中去世了。后来我们还曾接到电话，得知有救援队来救我们，从大坝方向过来，让我们原地等待。

当时我们已经走到山腰位置了，便就地在树下休息。气温大约在10℃左右，不是很冷，我们捡了一些竹叶铺在地上，背靠背睡了一晚，睡得迷迷糊糊的。那时候感觉，明天也许就能出山了。

甘宇获救后换下的鞋子，已经破损开裂。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新京报：后来你和罗永分开行动了？

甘宇：大概是9月7日，我有些体力不支，而且前面的路还垮塌得很厉害，有五六处在塌方。我和罗永商量，让他掉头回去找救援队，可能获救更快一点儿。我俩就此分开。

新京报：三天后，你决定独自出发求生？

甘宇：等了很久，都没等到罗永和救援队来，我开始有些后悔。路上到处是滑坡，我担心他可能遭遇不测，心里觉得很内疚，也很自责，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跟他一起走。

在原地等待的那三天，我没吃什么东西，主要靠喝水度过。身体状态还算比较正常，脚也没受伤，只是感觉饥饿。我试过呼救，但密林上空飞过的直升机听不到。手机很快就没电了，后来我还把它砸烂了，幻想着锂电池能不能被砸出火星，这样我就能生起火来，但实际上完全不起作用。

到了9月10日，那天天气比较好，山里的雾散了，我就想着沿着下面的河沟往下走，或许能走回项目部。

9月10日，在甘宇独自出发自救的同时，消防救援人员也正在山上进行搜救。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的脚是怎么受伤的？

甘宇：我当时往山下走，去河沟找水喝，也想蹚过河沟下山。但河水太急，水也很深，我不会游泳，所以不敢过河。那时候还有滑坡，有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中了我的左脚。当时只是觉得脚有点痛，也有些走不动了，只能慢慢往上爬。

“荒野求生里学到的技能，没想到自己会用上”

新京报：没有补给，你如何解决食物和饮水问题？

甘宇：我在山上吃过野果，罗永走之前给我摘了一些，我自己也捡到了一些野生猕猴桃。实在没有食物的时候，我还嚼过树皮，但吞不下去。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会饿得发昏，感觉黄胆水都吐出来了。

更多时候，是喝水喝饱的，一直喝、一直喝。找不到水源的时候，我就喝苔藓水，从树上薅一把，用手一挤，就有水了。我还喝过两次尿液，为了求生没有办法。这些都是我在《荒野求生》里面学的，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用上。

甘宇在山上吃过的野生猕猴桃。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新京报：你是怎么过夜的？

甘宇：山上的夜晚很安静，有时候会听到蛐蛐鸣叫，还有一些不知名动物的叫声。我会找一些树叶盖着，或者在地上扒拉一些叶子，铺在身下睡。

下雨的时候会冷一些，我穿着雨衣和毛衣，全身都蜷缩进雨衣里。我的脚后来都泡胀了，裤子也磨出了两个大洞。晚上实在太冷的话，我会站起来走动一下，运动能让身体暖和一些。等到太阳出来了，我就躺在地上晒太阳。

新京报：遇到过野兽或其他危险吗？

甘宇：没有正面遇到过野兽，但在晚上听到过它们的声音。爬山的时候，我的脚上趴了很多蚂蝗，弄掉了，没过多久又有新的。我只能等它们都吸饱血了，再用力扯下来，腿上因此还会流血。当时没觉得有多疼，只顾着赶路。等快走到草原的时候，蚂蝗才变少了。

“难熬的时候会想家人”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走到罗永说的“草原”的？

甘宇：说实在的，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时间了。往山上走了好几天，我在那片草原上看到了牛羊，我还跟它们说话，“你们的主人在哪里呀？”“怎么没人管你们？”我还捡到压缩饼干，吃了一些，还在那里喝到了水。

在草原上待了两天，我又往山下走了一天，其间好像听到了电锯的声音，隐约有人烟的迹象，当时觉得自己有救了。再后来，就是再次呼救的时候，被倪大哥（倪太高）听见了。

9月21日，雅安市石棉县跃进村猛虎岗，倪太高（左）找到了甘宇，他们拍了一张合照。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一路都很艰难，其中最难熬的是什么？

甘宇：在草原的那个晚上，下着大雨，还刮了四五级的大风，很冷，感觉只有四五摄氏度。我冷得浑身发抖，只能站起来不停走动，几乎走了一夜，没怎么睡。当时还有闪电，我害怕被雷劈到，也怕被雨淋到失温，裤子和鞋子都打湿了，后来就找了个缓坡的凹地躲躲。那一晚，真的感觉有点儿挺不过来了。

跟罗永分开后，等了几天，也没有看到有人的痕迹，这让我有些绝望。那时，我每天都会喊救命，但不会长时间喊。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喊一下，中午喊一下，晚上喊一下，但始终没有回应。有时候我会难过得哭一下，但更多的是想办法走出去。

新京报：觉得难熬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

甘宇：我会想我的家人，想爸妈、把我带大的爷爷奶奶。一想到他们就会流泪，我还没给他们尽孝，也没告诉他们我具体的工作地点。这种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活着出去，给他们报平安。有时候我会梦见一家人在吃团圆饭，挺开心的。我还想着逃出去以后，要吃火锅、吃烤肉，喝很多喜欢的饮料。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