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大学城里的文博路逐渐平静下来，但在每天饭点的时候，仍有部分学生陆续走进这条还没有交付使用，长约两百余米的街道。他们坐在路边摊上，跟一群建筑工人一起，13元的自助餐，20个菜随便吃……学生和工人都埋着头，彼此沉默，又保持某种融洽，迅速吃完，又迅速散去。3月10日前后，这里曾一度形成拥挤。在网上热传的视频中，大量学生汇聚在路边摊前，他们边吃边说比学校食堂“实惠”，引发了广泛关注，甚至还出现各种讨论和评论。但这些喧嚣的声音，全部基于流传的视频碎片，且相隔着网上网下的两个“时空”，并非事情的全貌。

【资料图】

↑路边工地餐

“很多学生都是来打卡的，热闹了一个多星期。”摊主曾中贵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最初有3个同学来他的摊位吃饭，然后同学带同学，来吃饭的学生越来越多。很快，有个现场视频在网上爆火，就是在他摊位上拍的。更多的同学找到文博路，不仅曾中贵的摊位，旁边两个摊位也都被“挤爆了”。

这期间，路边又支起了四五家快餐摊位，卖水果、卖流量卡和卖冷饮的，也搭起桌子支起海报……城管的巡逻比过去更加频繁。

但这样的“狂欢”只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到3月中旬，学生的“新鲜劲儿”便过去了。经常来吃饭的，还是原来那些学生。新搬来的几家摊主又全都搬走了。身后的工地还没有完全开工，周边几个工地总共只有两三百个工人。

摊主王辉针对学生调整了菜品后，又开始为生意发愁，有学生经过摊前，他总会热情招呼……

消退的“网红效应”：

很多学生来“打卡”，火了一周多渐归平静

3月21日，一位张姓快餐摊主在头天收拾东西后，没再出现在文博路上。在她对面摆摊的老刘说，她已经把遮阳伞卖给了别人，悄然搬走了。

文博路恢复了过去的样子，只剩原来四家卖快餐的摊主，老刘夫妇、曾中贵夫妇、王辉夫妇、王旗丽和男朋友。

这是一条还没有交付使用的街道，一端用铁皮围着，只有另一端才能进入。工地餐在网上走红以后，文博路一下新增了四家快餐摊，他们有的从其他工地搬过来，有的是新入行的。但文博路最终只热闹了一个多星期，新开的快餐摊也只是“凑了个热闹”。

网上最先火起来的那段视频，是在曾中贵的摊位前拍的。他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天，更记不得是哪一拨同学拍的。他只记得，摊位上第一次只来了3个学生，那是2月下旬的时候，后来学生渐渐多起来，都是互相带过来的。到了3月5日左右，人就已经“爆满”，现场视频也开始在网上热传。

最多的时候，一天中午、晚上两顿卖了600多份，这数量是平时的三倍。“很快就卖完了，卖得干干净净。”这是他数年快餐生意中最好的几天。

另外几家摊位上也爆满，大家挤进来，没有座位，有些就端着吃。如果来晚了，更是吃不上。不仅男生来，女生也来，现场热闹无比。

很快就有新的快餐摊点支起来，卖水果的，卖冷饮的，卖流量卡的……也嗅到了商机。旁边工地食堂的负责人跑来“考察”了一番后，回去马上在路边贴上“13元自助餐”的“引流”海报，连续几个“箭头”标志拐进工地宿舍区的工地食堂。

↑工地食堂也开始招揽学生生意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热闹就慢慢消退下来。王辉觉得，那些天就是一场“网红效应”，文博路的工地餐成为网红景点，大部分学生都是“打卡”的，然后就不再来了。

随着学生的减少，新搬来的摊点也随之搬走了，只留下撑在路边的几顶遮阳伞。“有一家只卖了两天就没来了。”王辉从搬走的摊主那里买了四顶遮阳伞，他说留着夏天使用。

宜宾大学城位于两山之间的一个狭长平坝，包括四川轻化工大学宜宾校区、宜宾学院、西华大学宜宾校区等学校紧凑地“聚”在一起。这里还是崭新的，除了学校，边上的几栋住宅小区还没有完工，商圈也没有建起来，在大学城里，目前连餐馆也难找到。

王辉说，虽然是工地餐，但菜品和味道都很好，因此有学生愿意来。最近一段时间，王辉专门新增了几个学生爱吃的菜。但学生逐渐少了，身后的工地还没有完全开工，王辉又开始为生意发愁……

吃工地餐的学生：

不少孩子来自农村，青睐实惠的“第三食堂”

帅气阳光的小卢和女朋友一起来到王辉的摊上，他很开朗，说话自信而简练。他在旁边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宜宾校区读大三，国际贸易专业。

这个来自四川会理县的年轻人，理想是自己创业，“因为父母就是做生意的”。小卢在学校帮驾校代招生，吃完晚饭便骑着电瓶车赶回学校支摊。他说能挣够生活费，他一个月花2000多元，比大多数同学花费高。

有同学给他打电话，他说在“第三食堂”。小卢解释，学校有两个食堂，文博路的路边摊已经是公认的“第三食堂”。

小卢说不是每天来，但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因为学校有课，有时候来晚了就没有菜了，他说这里更实惠，味道也不错。在这些路边摊上，每个同学都讲到了实惠，他们都是回头客。

小卢身后的小禹独自坐在那里，他多次起身添菜，每次只打一两个菜。小禹是王辉摊位的常客，每次径直到摊上，默默吃饭，不爱说话，吃完就走。

↑13元随便吃

同样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宜宾校区读大三的小禹是另一种孩子，他家住成都，老家在四川剑阁，理想是“在某个乡镇当个老师就好了。”他最初学的日语，但他一直没学好，大三转到了汉语专业。他更喜欢历史，目前考了历史和政治科目的教师资格证。

小禹饭量很大，学校12元两荤一素，价格不贵，但吃了后总要加餐。工地外的路边摊，13元管饱，菜的品种也多。

小禹很节约，大多数时候宅在寝室，他没有女朋友，“还不知道如何跟女生交往”。爸爸每月给他1500元生活费，他能存下好几百。

小禹准备买一辆车，在网上看中一辆2011年款的二手车，他正在跟卖家交涉运费问题，他说有了车就可以出去旅行。他也正在准备考研，他说只是为就业找个退路，但父母觉得他上进，使劲夸他。

红星新闻记者走访发现，在文博路的路边摊上，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四川本地，他们中不少又来自农村。他们说在路边摊吃饭很实惠，同时又很自在，很轻松，看到这些建筑工人并不陌生。

在西华大学宜宾校区读大四的小刘和两个同学坐在曾中贵的摊位上，一边吃一边闲聊。他们读的机械专业，大四没什么课了，他们更多考虑去哪里实习，或者去哪里就业。

三个年轻人都来自四川农村，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小刘说，跟这些建筑工人一起吃饭，会想起父亲。小刘感慨，自己有些不懂事，“大学一晃就要毕业了”。

意外的“对话”：

学生“看见”了父母，工人“看见”了孩子

很多学生都说，在吃工地餐的时候，认识到社会的一面。“有时候听见他们（工人们）聊天就特别感动。”西华大学宜宾校区大一学生小卿说，就好像听见自己家长在聊天，看见他们在外打工的场景。

事实上，在这里的路边摊上，打工的父亲们也总会想起自己读书的孩子。

有一天中午，李明和下班过来吃饭，突然看到摊位上坐满了学生，内心随之感动，“他们很安静，阳光而单纯……他们跟我们坐在一起。”

60岁的李明和当过兵，种过地，近10多年都在工地干活。他的手很粗糙，但会写诗，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路边的凳子上吃饭。他说话谦逊，讲起诗歌又情绪激动。

他说，看到这些学生，就想起自己的孩子。他的儿子已经在成都工作多年，以前在重庆一所重点大学读书，他从未去学校看过儿子，不知道儿子有过怎样的大学生活，不知道儿子有怎样的成长印记，他只记得儿子很节俭……

↑李明和喜欢写诗，他说跟学生坐在一起吃饭令人感动

3月20日晚上，老张和老车成为王辉摊位上最后的两个客人，他们在工地下班后，拿着一瓶酒来，打了些菜，一边吃一边喝。

学生们涌进这条街后，最大的改变是不能现场炒菜了。当地城管检查后，以安全考虑为由，不允许摊主用煤气罐炒菜。摊主们只好把菜炒好后再送到摊位上，最多再准备两个小炉子，可以把菜热一热。

老张和老车住在工地宿舍里，但他们都在外面的路边摊吃饭，“虽然价格一样，分量一样，但味道不一样。”

老张并不主张学生到工地上来吃饭，不是因为学生来了后吃不上热菜，而是觉得这些菜质量还不够好。“这里是我们吃的，不是给这些孩子吃的。”老张的儿子在湖南一所重点大学读大三，他没听儿子说过学校食堂不好。

工地餐被学生吃火了后，当地城管等部门加强了对大学城路边摊贩的管理，平时卖烧烤、煎饼、炒饭等三轮车摊贩，都集中到了工地外的一块空地上。晚上的时候，很多学生走进这里，一边逛一边买些小吃……

回工地宿舍的路上，老车拐进这片学生夜市，便有些想念在四川绵阳读大一的女儿了。他给女儿拨了一个视频电话，问女儿学校旁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摊点，晚上是不是也会出去吃。

文博路就像一个舞台，一场“无声的对话”在学生和工人之间悄悄地上演。在这里，工人们“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学生们则“看见”了自己的父母。小卿说，以前常常理解不到父母的辛苦，现在保持了距离，远远地看着，反而能看得更清楚。

卖快餐的摊主们：

随工地迁徙，他们仍然坚守在这里

对于工地餐的菜品质量，王辉拍着胸口说“绝对没问题”。他说每天晚上去超市买菜，认真选，认真洗，这些菜自己也在吃，还在读中学的女儿也会吃。

“我们竞争也很大，好不好客人一清二楚。”在这四家摊主中，36岁的王辉是最晚入行的，但也有一年多的经验了。他去年在工厂门口卖过炒饭、快餐，后来才搬到了工地边上。

王辉以前学过厨师，刚结婚时跟妻子开了两年餐厅，后来又回老家搞生态农场，养“跑山鸡”，开农家乐，后来进入快餐这一行。

↑王辉和妻子一起经营快餐

47岁的曾中贵厨艺是在部队炊事班里学的，从部队退伍后，他在饭店当过厨师，后来又自己开餐厅。10年前开始卖快餐，一开始在门市里，几年后开始随着工地迁徙。

目前，他又在装修刚买的门市，决定重新“安定”下来。他说卖快餐不是辛苦，是“累，特别累”。夫妻俩每天晚上12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忙得“脚不沾地”。

22岁的王旗丽和男朋友一起经营着摊点，她的父母2017年就开始在工地卖快餐，读了三年职高会计专业后，她帮着母亲一起卖了两年。两年前跟男朋友“另立门户”，重新找了一个工地支起了摊位。

王旗丽说，工地里多少人，工程进度等，他们都要随时了解，“差不多每半年换一个工地”。因为只卖中午一顿，王旗丽可以睡得早一些，“年轻人，总要贪耍一点。”

但她依然觉得做快餐特别累，每天都是紧张的。她每天计划的量是150份左右，“硬菜”很多，利润不大，不能请人。“有时候就盼着下一场雨。”王旗丽说，下雨工地不开工，学生也很多不出来，她就可以不出摊了，可以“踏踏实实”地休息一天。

网上走红后，王旗丽原想利用这波流量，开个抖音号，专门记录一下自己卖工地快餐的日常，她觉得会有人关注——大家应该会有好奇心的。但她后来放弃了，“我不能分心，努力做好快餐已经不容易了。”

↑工地食堂里，就餐的学生比工人多

摊主老刘很得意，前些天有上海的记者给他打过电话。说看到他在抖音上发的视频，想跟他了解一下最新情况。他很爽朗地答应了，说变化不大，最大的变化是摊位上没办法生火了。

比起其他三家，老刘的生意目前相对来说要差一点，他以前是开店卖烧腊的，疫情期间店子难以为继，他才开始卖快餐。现在疫情过去了，他打算再重新把店开起来，就在大学城里，学生会喜欢的。

3月20日，星期一，王辉的摊位总共卖出了100多份快餐，顾客中，学生和建筑工人各占一半。晚上8点，文博路渐渐安静下来，没有人会来吃饭了，夫妻俩把剩下的菜倒进桶里，收拾摊位准备回家，但还不能休息。他们还要赶去超市买菜准备第二天的工地餐，并计划加两道大菜“白斩鸡”和“烧鸭子”，希望生意会有点起色……

红星新闻记者杨灵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