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撰稿人|云起君

像爱电影一样爱健身。

【资料图】

当地时间11月12日，一位老人在戴高乐机场，因为心脏病突发倒在地上。

这位名叫梅赫兰·卡里米·纳塞里（MehranKarimiNasseri）的男性，在机场的候机楼逝世。

他的生命定格在了76岁，其颠沛流离的一生，终于走到了“终点站”。

除了这个拗口的本名之外，他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传奇身份——电影《幸福终点站》里，由汤姆·汉克斯所饰演的维克多·纳沃斯基的原型。

《幸福终点站》

今天，时光君带大家重温这部时光评分8.2分的经典老片——《幸福终点站》。

一个难以定义的传奇

梅赫兰·卡里米·纳塞里，最为著名的人生事迹就是在法国的戴高乐机场生活了半生。但围绕在他身边的“争议”，却一言难尽。

纳塞里喜欢让别人称呼自己为阿尔弗雷德，他说自己1954年出生在伊朗，又说自己不是伊朗人；有时候他说母亲是个瑞典人，有时候母亲又变成了苏格兰人。

1972年，父亲去世之后，他被家人扫地出门。一年后，他前往英国念大学，1974年回到伊朗，参与了政治示威集会。

三年后，因为这次示威活动，他被伊朗政府驱逐出境。走投无路的他，向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申请政治庇护。

最终，比利时给了他难民身份。他自述母亲是英格兰人，因此他决定去英国定居。

1988年，他从戴高乐机场转机去英国途中，丢了自己的包，包里是难民签证。

即便如此，他还是想办法上了去伦敦的飞机。可到了伦敦，他就立即被英国警方遣返。落地戴高乐机场，他又因为没有护照而被捕。

吊诡的事情发生了，登机前，他是合法难民；遣返后，他亦不是非法入境，警察在盘问了他几句之后，又将其释放。

从此，纳塞里被卡在了系统的缝隙里，只能住在戴高乐机场。

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他的吃穿用度都是路人和机场的工作人员提供的。他每天在候机区睡觉，在公共卫生间盥洗。

渐渐的，纳塞里出了名，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听他说自己的故事，并给他一笔小费。

2003年，斯皮尔伯格带着自己的编剧来到这里，用25万美元买下了这个故事的版权。后来这个故事被拍成了《幸福终点站》。

其实，纳塞里并不是没有机会离开机场。

1995年，比利时同意他回国，但他“必须生活在监督之下，并且不能离开比利时”，这被纳塞里拒绝了。

几年后，法国和比利时也允诺给他提供居住权，但纳塞里始终认为，自己的目的地是伦敦，又一次拒绝离开机场。

2006年，在戴高乐机场生活了18年之后，他因为健康问题而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疗，这是他首次离开机场。

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辗转生活在医院、疗养院和巴黎的人道机构里。

几周前，他从定居点逃出，又回到了戴高乐机场，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或许，在他的心里，戴高乐机场，才是他真正的“终点站”。

好莱坞式的改编

虽然纳塞里本人的故事，沾有一丝魔幻并沾染上了政治色彩，但好莱坞的编剧却并不想将此特色发扬光大。

他们借用了纳塞里的故事框架，完全重造了整个故事的生态。

在《幸福终点站》中，汉克斯所扮演的维克多，因为自己的祖国发生了政变，而不得不滞留在机场中。

一开始，他笨手笨脚，不断遭受现实的打击。但很快，他自学了英语，和机场的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并以一种开放热情的包容态度，应对这里的一切。

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一个东欧小人物，在美国的机场里成长为美式英雄的故事。

尤其是维克多帮助俄罗斯的公民，用“公羊药”逃避美国海关扣押的情节，更是将个人反抗体制、冲破权势的勇敢、善良，烘托得无以复加。

在故事里，维克多首先用自己的勤奋、肯干解决了温饱问题；再用自己的正直、诚恳等等品质，在陌生的环境里，树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形象。

最终，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

他改变了机场工作人员的固有观念，当他要离开机场，踏入纽约的时刻，机场里的所有人，都为他的践行送上了祝福。

可以说，维克多在这里，通过与他人的相处，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也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在电影的表现中，维克多从未蓬头垢面，也从没有衣不遮体。

他随时随地保持整洁和体面。为了和心爱的空姐约会，他甚至攒钱买了一套西装。

在现实中，纳塞里在戴高乐机场，也活得非常有尊严。

他不是流浪汉，更不是无业游民；他也从未依靠卖惨来摇尾乞怜。

纳塞里每天都会在卫生间整理自己的仪表，会把洗好的衣服放在手提箱上晾干；他时常去机场的餐厅吃饭，还会给餐厅的服务员小费以示感谢。

在影片中，最大的反派是史坦利·图齐所饰演的弗兰科。

他的“使坏”仅限于他不希望维克多破坏自己的机场，更不希望他成为自己升职道路上的绊脚石。

究其实质，他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坏蛋”，只是一个利己的教条的可怜虫。

因此，整部影片的呈现，十分符合好莱坞的标准审美。

一个外来人，在半踏入美利坚的“灰色地带”，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造，习得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实际上，这就是《独立宣言》中赋予众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一个更大的角度上，这是好莱坞交给观众的一种价值观念。

而灌输这种价值观念，也即是好莱坞改编的精髓。

当年的政治正确？

左手是纳塞里在航站楼里逼仄的半生；右手是维克多浪漫的轻喜剧。

制造这种撕裂感的，并不是导演对于原型人物的“精神剥削”，而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要务之一：完成叙事主体。

需要完成叙事，就一定需要配合与人物。

为此，编剧设计了性格迥然的各色机场人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美国的少数族裔——潜逃的印度移民，对爱情怯懦的拉美小哥、黑人行李员等等。

唯一的白人男性，是反派弗兰科。

片中的女主角，凯瑟琳·泽塔-琼斯所饰演的空姐，她希望得到爱情，又优柔寡断，裹足不前。

唯一身材正常、情商正常、价值观正常的，是一个无法踏足美国的外来人。

在群像上，编剧告诉观众，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政治理念上，故事表明，美国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家。

在软实力的展示上，“外来人”费尽心思想得到的，不过是一份工作、三餐和居所；以及一个萨克斯手的签名——对美国人来说，这唾手可得。

这样的人物设定和故事框架，其实早早就埋下了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的伏笔。

只是，正确与否，并不一成不变，总是与时俱进的。

毕竟电影不变，但影评总是在变。

具体到《幸福终点站》的个例上，影片展示了美国强大的一面，也表露出了温情又无伤大雅的自嘲。

这与现阶段无情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主流影片，似乎大相径庭。

该片创作于2003年，上映于2004年，距离911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里，机场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如何用电影宣传航空业力挽颓势于狂澜，将机场塑造成“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上的正确。

因此，这并非电影在粉饰太平，而是电影的首要目的，是完成主题叙事。

因此，我们无需忿忿不平于编剧没有深挖纳塞里的精神世界，毕竟在2004年的好莱坞，研究难民的过往和认知问题，并不是时代的主旋律。

我们无需批评好莱坞的莺歌燕舞，毕竟在2004年，对于机场这一特定场所的歌颂和赞美，是时代的要求。

我们更无需批评斯皮尔伯格，没有能展现出自己对于难民的体恤，对于社会道义的追寻，就像他在《辛德勒》里表现的那样。

毕竟，他只是在纳塞里的故事里，发现了叙事和类型片的可能性。

他只是在故事的角度上，完成了剧本的叙事任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