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大顺军进入京师，思宗自缢殉国。四月盘踞于辽东的满清在逼降吴三桂后入关，并于五月攻占了北京。明朝在南京重新组建朝廷后，不得不承认了一个事实，自己没有能力同时击败李闯和满清。
不过对于南京朝廷而言，确认西寇李闯、东虏满清谁才是自己的首要敌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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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满清是外族，而且明朝与其的仇怨比西寇要久远的多，努尔哈赤早在万历朝就开始反叛了。而且满清经营辽东这个稳固基地几十年，组织上也比西寇更为紧密。因此从难易程度以及平衡的角度来说，南京朝廷“联寇抗虏”是更为有利的选择。
但是先帝思宗被李闯逼死是天下共知的事实，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谁也不敢直言放弃。加上大顺军入京后对官绅的残酷盘剥，也让南京朝廷上下心有余悸。因此南京朝廷内外弥漫着讨贼报仇的情绪，例如刘宗周、史可法等均上疏弘光请求发布北上讨贼的诏令。
另一方面朝廷也担心不尽快表明态度，一旦满清和李自成结成同盟，南京朝廷别说收复故土，能不能存活下去都要打上问号了。
最后因为消息传递不明，南京朝廷将吴三桂的投降、山海关大战、李闯败逃，当成吴三桂在“借虏平寇”。弘光帝盛赞其“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朝臣们也纷纷将吴三桂誉为中兴唐朝的郭子仪、李光弼……
在这些情况下，南京朝廷最终确定了“联虏抗寇”的策略，并在崇祯十七年七月的组建起以左懋第为主使，陈洪范、马绍愉为副的“北使团”。一方面是为了让满清知道明朝在南京重立了朝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快议和以实现“借虏平寇”的目的。
为了向满清表明对出使的重视，朝廷发出《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国书，相当于正式承认了满清的地位（之前一直视其为叛逆）。还分别为出使三人加了衔（陈进太子太傅、左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马进太仆寺少卿）。
同时为了拉拢吴三桂，一并准备了犒赏关宁军的白银十万两、黄金一万两、绸缎一万匹、漕米十万石。
然而南京朝廷这边火急火燎组建使团时并没有去考虑，也没有关心满清方面具体是怎么想的，对于议和又会是什么态度。
应该说满清刚入关的时候还是很愿意和明朝合作的，毕竟那个时候满清连能不能击溃李自成并在京畿站稳脚跟都没底。
但是在满清和李自成争斗的过程中，南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既没有北上收复地盘，也没有整合明朝已经被打散的力量。时间和精力全部耗费在不让福王的儿子（弘光帝）登基称帝上了（史称“定策之争”）。
结果满清从京畿赶走了李自成不说，还白捡了河南、山东这两大片无人管的富饶基地。从而他们入关后的策略以及对待南明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此时满清不但不再满足于占领京畿，他们已经想独霸天下了。而南京朝廷还视其为割据辽东贪图中原财物的山野部族。这种认知下的出使，能取得什么好结果呢？
而且北使团还未出发就出了不少问题。
首先左懋第不满意马绍愉同行。在崇祯朝时，左懋第是主战派，而马绍愉属于主和派。政见的不合，让两人互相颇为敌视。而且左懋第认为，马绍愉当年不但私下与满清议和（受崇祯密命），而且议和时还有辱国体（许厚利）。
因此左懋第把这些陈年旧事又翻了出来，弹劾马绍愉，目的是把马赶出使团。让左懋第郁闷的是，朝廷不但没同意他的要求，还给使团加了个人 -- 祖泽傅，著名降将祖大寿的儿子。这“北使团”尚未出发，内部就因各自的政见而貌合神离了。
当然朝廷的本意并不是想给左懋第添堵。因为满清那边很多明朝降臣原属主和派，不少明朝降将原本就是祖大寿的部曲。朝廷是想借助他们的关系和影响进一步促进议和的成功。
只能说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朝廷似乎没有去思考过那些人为什么会投降，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还心系朱明皇朝。要知道不久前，李闯扛着大刀走向北京时，偌大的皇朝无人真正率兵勤王。贪生怕死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大家都对这个皇朝心无眷恋，明白这个皇朝已经烂透了才是事实。
同时南京朝廷也没有去考虑马绍愉和祖泽傅等人是不是也会和那些投降的文武官员做出一样的选择。
除此之外更让左懋第不满的是，朝廷并没有说明白北使团的出使目的。“联虏”到底要联到什么程度，相应的朝廷愿意付出的好处又具体是什么。
因此左懋第上疏朝廷自行提出了议和的要求和条件。大致是满清退回辽东并出兵协助明朝剿灭李闯（相关军饷由明朝支付）。作为回报明朝不再将其视为必须征剿的叛逆，同时开放互市。
这议和条款别说满清会不会同意，南京朝廷不少人都觉得苛刻。为了防止左懋第就这么北上坏事，朝廷讨论后补充了两条。一是以长城为界，将关外让于满清；二是可以同意岁币，以十万两为上限。
但是左懋第又不同意了，他觉得与其这样乞和，还不如让他直接率兵北上讨逆。最后还是在史可法的“强硬”劝说下，左懋第才勉为其难地同意北上出使。
由此可见南京朝廷对此次使团的组建和准备很草率，目标更多的是建立在自我臆想之上。加上之前说的完全没了解满清的变化，一厢情愿地认为朝廷给出这么“优厚”的条件，满清定然接受。因此这次出使必然要成为自取其辱的闹剧。
当年九月初五，北使团在山东济宁与清军首次接触。济宁的清军对于来自南京的使团一点也不热情，要求北使团立即遣返护卫兵马，不然不允许使团入城和继续北上。考虑到使命，左懋第被迫接受了清军的要求。
十八日北使团到达德州，待遇进一步的恶化。明朝降将、清朝的山东巡抚方大猷禁止北使团入城，并告示使团：
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只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南明史》
“朝见”一词实际已经表明了满清此时对于南京朝廷的态度，但是使团仍然没有清醒过来。经过内部商议后还是认为应该优先完成出使重任，遂同意了满清的要求。二十九日“精简”后的使团到达河西务，又被告知顺治将于十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使团原地待命。
十月初五，使团到达张家湾后，左懋第觉得不能再这么退让下去，不然南京朝廷和皇帝将颜面全无。他命令使团停止前进，并向多尔衮发出书信，要求满清派出大臣郊迎使团。并且也向京师诸多投降的文武大臣发出书信，邀请他们前来相会。
但是诸降臣无一回应，不过在王言的劝说下，满清最后还是派出了官员和仪仗队，于十月十二日将北使团迎入了北京。
使团入京后，左懋第才意识到所谓的谈判根本就无法展开。满清的官员要求北使团将国书上呈礼部，左懋第怎么可能同意？因为这是中原皇朝接待藩属国朝贡的流程，左懋第要求当朝递交国书，双方不欢而散。
此后满清除了十五日接收北使团带过来的钱粮布匹时态度积极之外，对使团非常冷淡，只不过是让一些官员来询问了南京朝廷此次出使的目的。但是这种非正式的接洽，双方除了讨些嘴皮子快活之外，不会获取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此时清廷也不是完全不理会北使团，多尔衮专门和内院诸臣商议过如何处置北使团。只不过有建议招降扣押的、有建议直接杀了的、有建议不论投降与否先强行剃发的（原太监冯铨）……
只有洪承畴说了句好话“为难他们，以后无人敢来了”。多尔衮最终决定“不难为”北使团并将他们“遣返”南京。
二十日清廷知会使团不日将遣送他们返回，但是同时也告知使团，祖泽傅及其随从被他父亲祖大寿“留下”不南归了。对此左懋第也不想发表意见，他只是提出南归之前能去昌平祭奠先皇陵寝。
对此满清一口拒绝，并拿出了他们为南明朝廷准备好的“大帽”。
满清指责南京朝廷不救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为祸地方（这条倒是不假）等等，根本没资格去祭奠先皇。并正式告知，满清将代天行罚，南下剿灭南京伪朝廷。
至此北使团的任务彻底失败，南京朝廷“联虏抗寇”的愿望也彻底破灭了。
二十七日北使团在清兵的催促下开始南返，十一月初四，清军骑兵又在沧州追上了使团。清军要求左懋第、马绍愉等人返回北京（后左懋第就义、马绍愉降清），只许陈洪范带少许随从返回南京。
清廷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陈洪范、祖泽傅早已暗地里投降了满清。他们将南京朝廷里混乱的局面，以及各镇将拥兵自立、互相攻伐的信息全盘告知了满清。清廷留左懋第、马绍愉只是为了进一步破坏南京朝廷的内部平衡，加速南明的分裂和内乱。
放陈洪范返回，是因为他自己自告奋勇要去招降南明方面有意投降的官员和将领，只是清廷此举并没什么效果。陈洪范在南返的途中游说四镇将之一的高杰降清未果，返回南京后朝廷也对他生了疑心，将其削职发回了原籍。
不过清廷实际也不需要多此一举。清军南下时，南明朝廷正在搞内讧，大将左良玉率大军前往南京“清君侧”；江北的明军更是望风而靡，多铎到达南京时明朝降军都收了几十万。
这就是南明一厢情愿的北使团，所谓的出使不但成为了笑话，还把自己的底全盘透给了满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