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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者都是愚蠢的，并非他们智力不全，而是在封建体制之下没有发现国家的隐忧，也没有发现封建体制延续下去之后出现分裂的危险。

一个国家的危险一般分为两种：内忧、外患。在一个封建国家内部，没有内忧外患，就会长久和平地发展下去。于是，很多封建国家建立的时候，开国皇帝往往要派大将出征，征服边疆的少数民族，必要的时候，还要御驾亲征。唐朝有驻边制度，派很多兵马长期驻守边疆，防止少数民族入侵。很多做幕僚的文人随军出征，长期在边塞地区居住，写出了不少的边塞诗。只是，当唐朝内部出现安史之乱的时候，朝廷元气大伤，开始走下坡路。很多皇帝不得不利用神权统治人们，还要把自己塑造成为最大的神，或者是神仙转世，不普及文化和文字，实行愚民统治，其实，他们自己就是愚蠢的，并非老百姓是愚蠢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书同文，车同轨。”在文化方面贡献比较大，只是严刑峻法太过头，以至于陈胜、吴广一声呐喊，招令徒属起义，让看似强大的秦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封建统治者愚蠢的地方就在于自己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也就是拥有绝对权力之后的胡作非为，套用现在的词语叫做乱作为。暴君乱作为，昏君不作为，所谓的明君只是弄了一两项惠民政策而已，到底能收到什么好的效果，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愚蠢的地方在于，认为自己手握重权，就不去贴近老百姓了，总是高高在上，鼻孔朝天，甚至皇帝一辈子都不会走出皇宫，等于自动隔离了民间，成了一种局限在皇宫里的只能听大臣们汇报的绝对领导。如此一来，皇帝获得的就是二手资料，甚至是被严重改造过的资料。很多大臣报喜不报忧，还要沆瀣一气，互相勾连，把皇帝蒙骗得死死的，而皇帝本人并不知道被蒙骗了。直到起义军兵临城下，皇帝才知道大臣们以前说的话都是假话，再处置大臣的时候，那些报喜不报忧的大臣早就逃走了，或者直接投敌叛变。可是，那又怪得了谁呢？

皇帝受制于封建礼教的约束，自我封闭，不会主动贴近民间，体察民情，也就永远不会掌握第一手资料。即便有了明代的东厂、西厂特务机构，也不会让皇帝得到第一手真实的资料。毕竟，东厂、西厂也受人控制，甚至直接受控于权势熏天的太监。一些朝代的宦官专权，外戚专权或篡权，就是这么形成的。除了皇帝比较弱小，皇族势力弱小，就是宦官或外戚蒙蔽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了。那么，处在被挟持状态下的皇帝还是皇帝吗？

当然不是了。皇帝成了被人控制的传声筒，甚至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而在封建体制内部，往往是谁掌握了兵权谁就拥有话语权，而且还能成为皇帝。宋代以前，掌握兵权的人只要带兵造反，就能推翻皇权，自己成为皇帝。后周太祖郭威是那么起家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那么起家的。赵匡胤建立大宋之后，为了防止武将带兵造反，就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手段把兵权收归皇帝所有，不让大将拥兵自重，也就防止了大将造反的行为。不过，弊端很大，容易弄成打仗的时候“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情况，大将领导的不是自己的兵将，而兵将跟的也不是自己平时跟着操练的大将，就容易出现磨合期的问题，甚至直接出现溃逃和惨败的情况。屈辱的南宋更是那样，打仗输多赢少，直至亡国。皇帝们难道不想改革吗？

当然不想改革，有句话叫做“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是这么回事。后世的皇帝要遵从太祖皇帝的做法，一直走下去，即便朝廷出现了很多弊端，打仗总是输，也不一定能改变多少。皇帝只是为了自己享受，顺便把王朝延续下去，只要不在自己手里丢了江山就行。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只要皇帝专注于自己享受了，官员们也就专注于自己享受了，而不会专注于改善民生，为老百姓办实事。他们忽略了权力的来源，而权力只会对来源负责。

权力的来源是老百姓，当老百姓把权力交上去，赋予皇帝以绝对权力，皇帝赋予官员一定权力之后，老百姓惊奇地发现，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代表老百姓说话了，反而成了统治阶级人物，要处处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制定法律的时候都要处处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却不会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皇帝和官员几乎不会微服私访，也不会关注贫苦之人，只会关注那些权贵们。即便打官司，老百姓也占不到半点便宜。谁有钱，谁有权谁就能获胜。于是，在官本位思想的支撑之下，社会良知逐渐丧失，人心逐渐不稳定。要是遇到灾荒，老百姓就要揭竿而起了。难道皇帝就没有备好粮食和钱财应对饥荒吗？

当然没有，因为准备好的粮食已经被一些官员倒卖了，准备好的银子已经被皇族和官员花得所剩无几了，还怎么应急呢？看来，他们脱离了老百姓，疯狂造神，搞愚民统治，愚弄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自己。说白了，封建统治者都是自恋的一群人，也是迷信绝对权力的一群人，岂不知，绝对权力也是相对存在的，要是不用权力为老百姓办事，就会削弱绝对权力的权威和力量，最终转移到别人身上，再来一次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