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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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心中都应有两盏灯光，一盏是希望的灯光；一盏是勇气的灯光。有了这两盏灯光，我们就不怕海上的黑暗和风涛的险恶了。”罗曼·罗兰这句话，用在杨慎身上十分贴切。

杨慎一生坎坷，他在放逐滇南的35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消极颓废。他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还时时关心民众疾苦，不忘国事。杨慎那些生动细腻的旅游笔记和留驻川滇驿站的诗文，更是从一个大学问家的角度，记录了明朝南方丝绸之路的地理风貌和民俗风情，具有非常珍贵的文献学、地理学价值。

成都市北郊新都区，有个始建于初唐的桂湖公园。大门两侧有一大一小两株紫藤，大的一株为明代状元杨升庵亲手所植，主干直径达86厘米。两株紫藤枝蔓儿在大门上方交缠，向东西两个方向绵延，形成一座罕见的百米紫藤长廊。在我看来，这一左一右走向的幽绿紫藤长廊，也是杨慎35年奔走川滇的命运隐喻。

杨慎（1488－1559），号月溪、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著名学者、诗人和文学家，他对哲学、史学、天文、地理、医学、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学科都有极深的造诣，一生著作达四百余种。

杨慎的诗文更是大家风范。罗贯中《三国演义》开篇语中有一段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堵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出自杨慎之手。

杨慎是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明嘉靖三年（1524）因上疏议大礼，惹恼皇帝，加之同僚挑拨，连受两次廷杖，并被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35年后也就是1559年，客死云南庶所。

明代流传一句谚语:“宁充关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意思是：宁愿充军到离关外三千里的苦寒之地，也不愿意充军云南。

这里有个历史背景，朝廷选择云南永昌作为杨慎的戍地，并非单一的刑律判罚，而是严峻的政治事件。明朝刑法规定,流放分为四等：安置、迁徙、发外为民、充军。而充军又按戍地不同分为极边、烟瘴边、沿海口外、边卫四等；按时限不同分终身与永远，“终身”到本人死为止,“永远”则罚及子孙，勾丁补缺，本人死后由子孙顶替。杨慎属“永远充军烟瘴”的重罚,令“永不许还朝”，用四川方言说，真是霉得起冬瓜灰。

从明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35年荏苒时光，如同一场既汹涌又漫长的洪水，足以让一个人一波波地受到灭顶之灾，呛水、扑腾、窒息、死亡。但杨慎没有，他在大水来临时抱住了一块木板随波逐流，一边漂流一边窥视有没有可以攀援上岸的葛藤，最终他爬上去了，虽然爬得很难很痛苦。他双手裂破，满脸是血，总算在动荡中暂时捡回一条性命。

我仿佛看到，滔滔洪水中，杨慎水淋淋地爬上岸，他坐在礁石上，定定神儿，拧干衣袍，望望四周，心想应该为自己寻一条可以活命的木船或筏子。于是他行走，不停地行走。他转换角色从一个学问家变成了旅行家，足迹几乎遍布往返川滇的驿道。他走昆明，去大理，到保山，赴建水……苦难变成了阅历，35年间他写下了大量栩栩如生的诗文：《滇程记》《滇载记》《滇候记》《南中集》《南诏野史》《云南山川志》等。这些诗文，就是支撑他可以活下去不被溺死的木板，诗文铭记着一个旅行者对南丝之路（蜀身毒道）地理、风光、民俗、人情、民俗、建筑、饮食、掌故、友朋等生动真实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