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作为城防建筑随着国家的产生而诞生，这种有效的防御设施，是从都城向郡城、府城逐次推广普及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城墙，才有了城，才分城里城外。中国的城墙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历史上宋代和明代是两个城墙建设的高峰期，那个时代可谓城池遍及中华大地。但是今天存世的城墙却很少，曾经雄奇伟岸的古代城墙，大多都没经受住岁月的考验，最终湮灭于炮火、灾害和人为的破坏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全国性的人工拆除城墙运动。一次发生在元朝时期，一次是民国到解放初这一时期。元朝时期的统治者之所以大规模拆除城墙，是因为在灭南宋过程中，吃尽了坚固城池的苦头，对城墙深恶痛绝。他们统一天下之后，立即下令全国拆除城墙。在他们看来，以元朝的地位和实力，没有强敌敢来入侵。拆除城墙还有一大原因，就是防范汉人据城反叛。于是全国北宋之前修建的所有城墙，几乎被拆除殆尽。临安（今杭州）的城墙就是此时拆除的。而奉元城（今西安）因是西北防御重镇，城墙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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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拆城墙运动，始于民国。城墙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在现代化战争中已经失去了防御的意义。民国初年，新风渐行，人们认为城墙是皇权的象征，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因此，拆除城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1907年，汉口拆除城墙；1912年至1914年，上海城墙被拆除；1913年，杭州拆除城墙；广州和泉州分别于1917年和1923年拆除城墙；九江、长沙、梧州均在1924年，重庆在1928年纷纷拆除了城墙。北伐军攻克武昌之后亦拆除了武昌城墙。

民国时，陕西当局也曾计划拆除西安城墙。陕西省建设厅在民国16年（公元1927年）制定的《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中提及，城墙亦不过封建制度之遗迹，妨碍都市之发展、阻碍交通之便利者实多。维护城墙需要费用，拆除城墙也需要费用，当时的西安并不是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最终，拆除城墙的动议在缺乏资金的前提下，在西北大学师生的反对声中被搁置，西安城墙因此躲过一劫。

抗战时期，随着日军对西安长期频繁的轰炸，政府也无暇顾及拆城墙的事。西安市民在城墙上挖防空洞以躲避日军轰炸，军方也为了顺应民心，以城墙为依托修筑了环城防空工程，先后修筑防空洞625个，使得西安城墙饱受摧残，但它所具备的防空工事作用使它在战火中保留了下来。

建国初期，再一次开始了全国的拆除城墙运动。这次拆墙的客观原因，一是在面对现代武器的背景下，城墙的防御上已无大用，反而成为了阻塞交通之害；二是无力修复。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建国，中华大地几十年的战乱，使全国的城墙及附属建筑疏于维护管理，普遍残破严重。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国家无力对城墙进行有效的维护。当时北京市政府还曾拨款对城墙进行修复，不久便停止了。

西安城墙能保留到今天，必须感谢一个人----周干峙，他是古建专家梁思成的学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和地方都加快了规划设计管理机构的建立工作。当时重点规划的城市除了西安外，还有兰州、包头、武汉、洛阳等八个城市，正是这些城市打下了共和国最初的城市与工业基础。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无如此规划有序的城市建设。作为中央新成立的建筑工程部（住建部前身）的一员，周干峙参与了156项重点工程的厂址选择和重点城市的规划设计。他跟随苏联专家四处出差，投身于当时项目最多的西安市的选厂与城市规划工作。

1953年，是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第一年，西安也制定了第一个城市规划。西安作为新中国工业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建设点，除了苏联援建的15个项目落址西安外，还有国家的6个项目和地方工业新建扩建企业都选择西安。建国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专业规划人才非常稀缺。当时的西安，懂城市规划的，只有一个做施工的老工程师。建筑出身的周干峙根据工作需要，迅速接过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大任。

西安是历史悠久的古城，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必须十分了解西安的历史，延续西安的历史。为了编制西安第一版总体规划，周干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十几次出差到西安，在透彻了解这座古城的前提下编制出了西安第一版总体规划。周干峙受其老师梁思成影响，主张保护西安市内的古建和城墙。规划中决定保留包括西安城墙在内的老城，利用旧城，参考唐城，以老城区作为商业行政中心，南郊作为文教区，工业区则放在老城的西郊和东郊，陇海线以北作为仓库区和发展备用区，然后用半个八角形的环状放射型道路系统把上述用地联系起来。而城墙与护城河则作为城市固有骨架的一部分，成为西安城的“一条绿色项链”。

第一版尽力将新旧共融的规划，在西安受到了很大尊重。但是遭到了当时苏联专家的反对。专家们打算把大量北京、东北、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入西安，给西安带来一次飞跃性的发展，城墙把老城围了这么一圈，地盘不够大，工业的布局也不好搞，最好是“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最终还是几个老干部站出来化解了这场危机。他们反对拆除城墙，原因是城墙可以防原子弹，防冲击波，所以不能拆。这个看似滑稽的理由，最终使那些主张拆城墙的专家作罢。一年后，首都北京拆除了城墙，各地纷纷仿效。这一时期，苏州古城墙、安阳古城墙、洛阳古城墙等，都没有逃脱厄运。

在全国拆墙的大风潮下，西安市民按奈不住了，要求政府跟随潮流，拆除城墙，跟上城市建设的步伐，甚至上城墙扒砖盖自家房屋。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心急如焚，他曾参与过“二虎守长安”战役，对西安城墙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赵寿山随即召开会议，对与会的干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不能拆除西安城墙的原因，说服了干部还不够，赵寿山又亲自走进工厂和学校，告诉大家保护西安古城墙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终于使那些头脑发热的人都冷静下来。

受1958年“大跃进”运动影响，1959年重新编制的总体规划（未经批准）不再保留城墙，仅留4个城门和4个城角。该规划虽未被省、市领导认可，但原规划被无形中放弃，一些污染工业逐步侵占到近郊。当时西安号召街道办小工厂，一个月后就给发工资。而办小厂就是靠拆城墙，城砖可以盖厂房，城墙地皮可以做厂址，工人就是就近的居民，出门就到了工厂。西安东城的速度是最快的，东城墙中段被拆了500米，然后在上面盖了个小油毛毡厂，其他各区都组织去学习。莲湖区、碑林区这些街道都去沿着城墙划地段，打架争地。这次大面积拆墙风潮势不可挡，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伯平不得不以个人名义把保护西安城墙的问题反映给中央，才平息了这次拆墙风波。

一个城市的规划预计，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1953年第一版西安的城市规划，预计城市20年后的人口数量是120万，可到1959年，西安市的城市人口已经提前12年突破规划，达到125万人。1972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突破400万。城市膨胀的压力一再冲击着旧城的格局，古城墙首当其冲。

上世纪70年代初，新一轮的拆墙风波卷土重来。这一次拆墙的理由是要盖住宅，因为北京拆了城墙填了护城河，修出了一条广渠门外大街。一时间，填护城河盖住宅成为全国学习的经验。当西安的主管部门提出拆城墙盖住宅的方案后，得到了城墙沿线单位的支持，他们面临着职工住房的压力。但是这个方案得到时任城建处处长张景沸的反对，这位毕业于西工大学水利出身的工程师，曾参与过1953年第一版西安总规划的绘制，既对城墙有乡土感情，又对西安的首轮规划有比较深的专业理解。

当时的西安领导急于快速解决城市中的住宅矛盾，才有了拆墙建住宅的计划。张景沸为他们算了一笔账：首先，拆城墙盖住宅工程浩大，短期不能见效；其次，如果要盖住宅，作为建设场地，要三通一平，完成这个工作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最后，如果要拆城墙，还得市政部门专门成立一个公司来完成拆墙工作。最终，拆墙风波再次不了了之。“拆城墙盖住宅”是西安城墙最危险的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关于存废的争论。

1974年，临潼兵马俑被发现，立即引起世界瞩目，国家也非常重视。西安成为外宾来华访问的必经之地。因为兵马俑的发现，西安其他的文物古迹都受到了重视。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三年后西安同时入选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兵马俑的发现给西安城带来了众多的特别待遇。此时的西安才真正断了“拆城”的念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西安城墙与城市矛盾最突出的时候。虽然城墙在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两次拆墙风波中劫后余生，但在人们的意识中，城墙是封建文明的代表，它还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阻拦，谁都可以骂它。然而关心西安城墙的保护存续，为之织补肌理，在历届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无论是曾经的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还是曾经的西安市委书记董继昌，再到后来有“铁市长”之称的张铁民，他们都为维修城墙，整治城河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为我们留下了今天西安古城墙的风貌。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城墙，已不是最初的原貌。明末，陕西巡抚孙传庭为防止农民军攻城，在南门、北门、西门三座城门外加筑关城，以便防御。三座关城均为夯筑土墙，中有城门大街作为城内南、西、北三条大街的延伸存在。民国时，清代加筑的城墙被拆除，为方便交通又新开了多座城门。新中国成立后，东西南北四关城墙被拆除。

西安的四座城门原本依次由闸楼、箭楼、城楼构成，民国初年，因于城门外护城河上架设桥梁，四座城门的闸楼、吊桥及月城被拆除。1990年9月，南门永宁门的月城、闸楼及吊桥被复建；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的永宁门箭楼，民国15年（公元1926年），毁于镇嵩军围困西安时的战火，也于2014年4月得以复建；而毁于辛亥革命时北门安远门的城楼，迄今为止没有复建。

中国城墙经过元朝大拆，明清大建再到建国初期的大拆，每一座城墙随着岁月被动地忽隐忽现。历史走到今天，城墙作为城防军事设施，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作为一种历史遗存、城市文化符号和文旅的物质载体，正在重新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