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廉洁”问题一直是困扰历朝历代统治者们的难题。何以养廉？有两种典型且各执一端的观点：高薪养廉和低薪养廉。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均有实践。而又以北宋时期的“重禄治赃”制度最具代表性。

“厚俸养廉”首创于宋，认为应给予官吏厚俸，才能促其廉政。尤其是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王安石首创“仓法”即“重禄法”，以此来整顿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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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成为历史上厚俸优厚的朝代之一，然而有宋一代贪污腐败却层出不穷，这就不禁引人思考：“厚俸是否真的能够养廉”？

01熙宁“仓法”前的北宋俸禄制度

第一，厚俸下的分配不均

优待士大夫是宋朝的国策，体现在禄制上就是采取“益俸”政策，对官吏俸禄给赐优厚。宋立国之初沿袭五代后周禄制，俸禄甚薄，至宋太祖下《省官益俸诏》，“益俸”遂定为国策。

宋代的厚俸是史家共识，宋代官吏待遇之优厚，历代少有。清代赵翼就曾评价说：“其(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

实际上，宋代官吏俸禄的高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宋朝在实行“仓法”之前，各级官员间俸禄差额大，只有少部分位极人臣的高级官员们生活富庶，绝大部分官吏们依旧挣扎于基本的温饱问题之中。

王安石在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论及州县官生活窘迫的境况时就明确指出，目前国家发放的俸禄还是比较少的。他们还需要从事私人营利的事情或兼职才能养活整个家庭。

即使是有俸禄的中央机关胥吏和州县官吏也在艰难度日，更不必提毫无俸禄的低级胥吏们了，日子更是捉襟见肘。

在神宗朝之前，州县衙门中的胥吏，除州的司法吏人因事涉刑狱大事、稍有廪给之外，其他均作为职役负担，毫无俸禄可言。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廉洁自律，很难做到。

卒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的许元，年轻时以荫补郊社斋郎，因迟迟不得差遣，只得“力耕以养其母”。神宗朝的曾谊，官至都官员外郎，“其家故贫”，然“节廉自重”，“罢吏归，常阖门居，不与人事，或日昃不得食。”

由上述史料记载可知，从表面上看宋朝俸禄优厚，但实际上朝廷制定的俸禄还不足以保障官吏的正常生活，他们仍需每日挣扎于解决温饱的生活压力之下，这必然会导致吏治腐败的恶果。

第二，贪污腐败成风

北宋自中期起，物价上涨很快，并且当时盛行大家族制度，一般官吏之家人口众多，消耗自然也是很庞大的，许多官吏的低廉不足以养家糊口。在此背景之下，胥吏贪污受贿成风，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

北宋自立国以来，“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课租赋时，“吏以赂为轻重”；商人贩盐，“吏视贿多寡为先”，甚至“以货之多寡轻重，为事之枉直”。无论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先行贿，行贿者有优先权。

北宋名臣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向朝廷谏言，官吏因俸禄不继而生活捉襟见肘，他们为生计所迫，只能靠赊举度日，或是直接贪取赃物；

已是戴罪之身的官吏既不敢检举其他贪官污吏，也不敢管理节制暴民，这样的恶果最终只能由贫苦的百姓来承受。

司马光曾上疏言吏人受赇恶习之危害，指出上自府省寺，下至库吏，凡所事事，皆需要贿赂，反映了当时官吏的贪污腐败之状。

02熙宁“仓法”的出台与实施

第一，“仓法”的出台

“仓法”的制订和实施，与主持者王安石的一贯主张和不懈推动密切相关。早在嘉四年（1059年）的《上仁宗皇帝书》中，王安石就明确指出：“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加俸养廉”是王安石一直崇尚的吏治原则。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着手变法。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提出了“变风俗，立法度”的主张。

他认为，要使官吏们忠于职守，具有忠、信、廉、耻的节气，政府就必须做到：“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要改变社会风俗，必须从增官俸，赋吏禄，责重法入手。

对如何解决吏人的受贿问题，王安石的意见是作为君主要舍得发放财物给各级官吏，防止他们贪污受贿，如此一来对国家和私人均有好处。

熙宁三年（1070 年）宋神宗接受了王安石提出的“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

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的谏言。

由此，宋神宗将厚禄养廉思想指导下的“重禄治赃”化为具体实践，于当年八月颁布《重禄法》。《重禄法》即熙宁“仓法”，全称为“诸仓焉取法”，是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重要举措。

“仓法”最初是针对仓吏贪污军粮而起，而后这一法令的实施范围不断被扩大。“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从熙宁三年8月开始在三司试行，熙宁五年（1072年）5月后推广到全国。

第二，“仓法”的实施对象

重禄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用增禄、重刑的办法责廉惩贪。其对象主要是中央与

地方机关中的下级官吏。“官吏”在唐朝以前为一个词，且官与吏可相互代称，都隶属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之中。

官与吏从汉朝开始分化，至宋朝建立后，两者的分野变得更为明确。宋朝胥吏人数众多，渗透到国家行政的各个方面，成为了覆盖全国的权力实体。宋初胥吏并没有俸禄，仅仅作为“役”的一种，甚至没有进入朝廷的“编制”之中。

熙宁三年（1070 年）八月宋神宗制定了“重禄法”，“尽禄天下吏人”，又规定“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才将吏人纳入政府的监督管理体系，结束吏人无禄的情况。

在重禄法推行过程中，王安石还不断向神宗说明给吏人加俸的必要性，重禄法实施后取得的成效以及它并未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以坚定神宗的信心。他指出，不论国家财政如何困难，这笔钱是不可少的。

第三，“仓法”的主要内容

（1）政府制订吏禄，按月给吏人发放禄钱。

政府发给吏人的俸禄，一般以钱为主。各级吏人的俸禄标准也多少不一。中书是变法的决策机构，王安石对中书吏人的素质和待遇极为关注。经过改革，中书吏人的俸禄比较优厚。

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宋神宗又诏：“大理寺行铨案吏与增禄。”之后其他统治机构吏人的俸禄都普遍有所提高，“内则政府百司，外则监司、诸州胥吏率多增禄”。

（2）与重法惩贪结合，威慑官吏廉政勤政

“颁俸禄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厚禄养廉制度要与重法惩贪结合起来。为了杜绝吏人受赇，王安石在给吏人发放俸禄的同时，还制定了严惩诸仓吏人索取粮纲钱物的刺配法，严惩受赇者。

在《重禄法》之前，尚未将胥吏作为赃罪的犯罪主体，仅作为一般犯罪主体来接受法律惩罚。自《重禄法》始，惩治胥吏赃罪即有法可依。

所以说《重禄法》不仅赋予了吏人俸禄，更明确了吏人贪赃后应予以的惩戒标准，依法对胥吏队伍进行整顿治理。

从法律规定中可看出，对吏人犯赃的量刑较重：贪取赃钱不满一百即判徙一年的刑罚；受贿一千钱则判二千里的流刑；若满十贯即被发配沙门岛。

（03）奖励告奸，允许自首。

为了向受赇之徒展开政治攻势，仓法还规定了如何奖励告奸和受赇者自首的具体条例，即告奸法和自首法。告奸法和自首法先试行于京师诸仓，“其后，内自政府，外则监司，多做此法。”

告奸法规定：

1、告奸者告发的受贿案件情节越严重，得到的赏钱也越多。如受赇吏人被判徒刑，告奸者就可以得到赏钱一百千；受赇吏人被判流刑，告奸者即可得到赏钱二百千；受赇者被刺配到沙门岛，告奸者就可以得到赏钱三百千。

2、凡官员告发受赇案件者，除能得到规定的赏钱外，还可以将官阶上转一资。

自首法规定：

无论是受赇首犯，还是受赇案件的参与者，只要向政府投案自首，一律都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政府根据每个自首者受赇或者参与受赇的情节轻重不同，可以免罪，或者给予奖赏。

03熙宁“仓法”与改革吏治

王安石变法时期所行仓法，既注意从俸禄制度上为吏人提供不受赇的必要生活条件，又注意以立法的形式严惩吏人的受赇枉法行为，并从法律制度上向受赇恶习展开攻势，这些措施切合实际，易见成效。

王安石的仓法从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试行到元祐初年被废除，历时十余年，整个推行过程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到熙宁五年（1073年）八月，从京师推广到全国各地。

第二阶段熙宁五年（1073年）五月到元祐初年，仓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后取得部分效果，昔日的贿赂之风有所收敛。

但是不久之后，不少吏人借仓法搞变相受赇。宋神宗为此颁布诏令，打击变相受贿的吏人。元丰八年（1086年）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驾崩，王安石的变法也随之被废除。

仓法的推行，是熙丰年间的一件大事。它对改革吏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首先，仓法严厉地打击了贿赂之徒，有利于王安石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仓法的推行，使“人知自重，不敢冒法”，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有利环境。

其次，仓法有利于吏人安心职守，遏制宋初以贿赂之风的盛行。实行仓法后，吏人有了俸禄，生活上有了保障，加之严密惩罚受赇者法律的施行，使吏人比较安心职守，不敢妄自索取钱物，因而受赇枉法案件比以前大为减少。

最后，仓法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吏人是宋朝各级政权机构中具体公务的操办者，他们的办事速度与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有重要关系。

仓法推行之前，吏人在操办各种政务时，故意地延时间，以索取更多的钱物。实行仓法后，吏人不敢肆意索取贿赂，办事效率提高了。

可以说通过此次吏治改革，统治者将立法与养士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之中。

04从“仓法”看“加俸养廉”

从上述重禄法整顿吏治的效果来看，成效显著，然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赃罪发生的根源。甚至在一些名臣眼里，“重禄法”治赃仅是应付贫困的权益之计。

实行厚俸是为了养廉，“夫厚禄食者，盖欲耸其廉洁，以砥砺清操，”从而达到廉政建设的目的，然而高薪并未达到预期的廉政。

事实上他们赇取无度，仕风日坏，造成了吏治与费用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俸禄高低差距太大，使不断激增的消耗，以不断激增的收入来补偿；而不断激增的收入，又是以更为严酷地盘剥百姓为代价的。

不断加重的搜刮，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而被迫铤而走险。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抗，从而影响统治。

北宋末年，官员俸禄水平发展到最高，但是贪污腐败成风。到宋徽宗时，整个官场几乎全烂掉了，腐败呈现集团化，最终腐蚀掉整个国家肌体。

宋代以厚禄治吏只能治标，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风吏治问题，最终反而加速了宋代的灭亡。有宋一代，官吏贪污腐败一直存在。

但不可否认的是“厚俸养廉”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仅仅靠增加俸禄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自宋以后，历朝历代又开始了新的养廉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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