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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23日年上午八时，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公审冈村宁次。事先，军事法庭向各报发出新闻，大肆宣传，但只说公审，却不提内容，并发出大量旁听证给各界“代表”,又发出邀请书。

之所以如此“盛况空前”，是因为冈村宁次的身份过于重要。这军国主义分子，曾经担任鬼子第2师团长、第11军司令、华北方面军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和“派遣军总司令”，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在1945年9月时，居然没有成为“战犯”。甚至还在南京在助遣返日军、日侨事务，并充当了南京军事当局的秘密军事顾问。由于冈村宁次没有受审，各界舆论纷纷向提出质问。1948年6月，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南京方面只能把冈村宁次交出来，在国内对其进行象征性的审判。而首次开庭的时间，定在了8月23日。

8月23日当天下着小雨，公审的场地是上海市商会的礼堂，可以容纳一千人旁听的公审礼堂内座无虚席。会场外面还有很多媒体和上海的百姓。上午9时30分，七个法官身穿军装上台。之后，检察官，被告冈村宁次和为他辩护的三位律师也先后入场。冈村宁次一出来，虽是白天，电灯光大亮，拍摄电影了。审判长询问年龄、籍贯、职务后，中校检察官施泳，第一个起立，宣读起诉书。他用了许多当时法律上的术语。但是，在起诉书中提到，起诉的是担任“派遣军总司令”一职的冈村宁次。而冈村是自1944年底才担任此职，到鬼子投降时为止，共八个月。换句话说，公审大会只能审判冈村宁次八个月的事，至于过去的事，就不再追究。那么这八个月内又起诉了什么呢？检察官施泳说冈村宁次在任职总司令期间，部下虐杀中国老百姓，牵涉到冈村宁次，而犯有“共犯”之罪。这样一来，审讯范围又进一步缩小到，而且这个“共犯”极为抽象。

起诉书读完，本应该是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首先是冈村宁次拿出了事前准备好的稿子进行自我辩护，他戴上副眼镜，轻声地读了一遍。这是篇“绝妙好辞”，这篇稿子中，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了鬼子的少壮派军人，而他自己不过是服从命令的而已。在他发言结束后，他的辩护律师江一平宣称：“冈村宁次患病，是带病出庭，年纪亦大，请庭上给予座位。”而后，法庭开始传召证人。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此次传召的证人，居然只有四个，还都是鬼子兵的高级军官。而被害人，则没有一个能够出现在此次公审大会上。这四个鬼子军官的所谓证词，与冈村宁次的几乎如法炮制，都将责任推给了是“日本的少壮派“，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主张“中日亲善”。

庭审进行到此时，已经非常明显，这根本不是一次正常的审讯，而是为了帮助冈村宁次“逃脱罪责”而上演的一场走过场的“戏剧”。可就是这么一场“戏剧”，南京方面也没有让它演完。就在审判正在进行过程中，庭长石美瑜忽然接到南京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停审理。于是，在当天的18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至此休庭。”全场愕然。 对冈村宁次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冈村宁次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不久离开战犯监狱。此后，国民党亲日派的要员，一个个都为使冈村宁次逃脱法网而奔走斡旋。

到了1949年1月，第二次庭审开始了。此时，南京方面这次连演一场走过场的“戏”都没了心情，因为此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结束。所以，审判就在一间小小审讯室内进行，根本没有公开审判，只设了大约二十个记者旁听席，实际参加的不过7、8个记者。在第二次庭审之前，曾经参加过第一次庭审的4位法官提出辞职，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他们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他们的辞职没有得到批准；曾经为冈村宁次担任辩护律师中的两位根本不敢出席。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第二次审判的时候，审判员们从上午开会到下午，最后审判长石美瑜决定：一定要判冈村宁次死刑，不然不足以平民愤。

可是，他刚提笔要写判决书的时候南京方面的高官就来了。明确要求法庭必须判冈村宁次无罪，又摆出两样东西让他们选。分别为：金条一包，手铐五副。审判员张体坤表示不能签字，但是石美瑜说：不签，我们坐牢。他们一样宣布无罪释放。外面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实情。于是，两天之后，报纸放出消息：冈村宁次被宣布无罪释放。冈次宁次在宣判后不久，就被南京方面严格地保护起来。到了1月30日，南京方面就安排冈村宁次乘美国的“维克斯号”轮船驶离上海黄埔港，逃回日本的横滨。

回到日本的冈村宁次，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在他82岁的时候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算是得到了所谓的“善终”。只不过，他的子女大多死于非命，他的小儿子在上海病逝，他的大儿子也意外身亡。而那个为冈村宁次辩护的江一平律师，晚年也是家庭破灭，妻散，无子，最后在孤独中离开人世。